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宪法分析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宪法辩护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是以平等权为基础的制衡性权利,是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全面收集证据、保障控辩平衡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性缺陷及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面临诸多限制,形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及风险过大的难题,不但背离了宪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也导致了刑案辩护率的持续下降。从立法上完善律师刑事辩护调查取证权,有助于宪法辩护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有效实施,有益于推进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虽有调查取证权，但却受到种种限制，立法的这一缺憾，严重影响了律师刑事辩护职责的有效行使，危及律师刑事辩护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现行立法的规定，结合具体实践，针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探讨，略表拙见。 一 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     

论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取证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扩大与限制。提出在立法上给律师调查取证权正名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政法机关执法能力建设的需要。律师执业权利在刑事诉讼中主要表现为会见权、提出意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和投诉权。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执法环境下,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应当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予以重构,以充分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浅议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权利

我国法律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提前介入,享有了解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办理取保候审等权利。但实践中,律师仅享有上述权利是远远不够的,还应依法享有及时介入权,录音、录像和拍照权,自由会见权和适当的调查取证权。     

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了解案件情况，收集案件证据的权利。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实体正义舜口程序正义。它对于维护当事人的辩护权；案件的实体公正；控辩平衡；保障律师在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意义。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于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着很大的进步之处，但是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还存在着律师调查取证难，律师执业风险大等问题。应当从法律上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浅析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侦查阶段律师应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未得到有效的实现,需要在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侦查程序中律师权利保障新探

律师作为保障侦查法治化的重要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监督和制约违法侦查行为等方面举足轻重。但实践中,律师所享有的与辩护权运行态势和保障程度密切攸关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在场权的运行状况仍饱受诟病,这不仅与结构形态缺位、侦辩双方诉讼地位不平等、律师职业素养滞后有关,还与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有关。为此,需从转变对抗观念、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转变辩护策略,确立律师刑事豁免制度、完善会见权的行使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以及设立讯问律师在场权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问题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以该权利的确立为前提，它关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大小、限度及其与侦查权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因此，简单地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并不能解决实务中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既要立足于有效辩护的需要，又要关照我国相关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在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之后，本文提出了以申请取证为主、自行取证为辅的权利配置模式，在强化律师取证申请法律效力的同时，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一定的阅卷权，以此弥补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能力之不足。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扩大化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限、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扩大立法,进行相关制度的建设;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完善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有限、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制、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落实新刑诉法保障律师执业与强化职务犯罪侦查

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内容,完善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律师会见权得以完善、阅卷权得以拓展、调查取证权得以强化。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更加注重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更加注重全面收集证据,更加注重听取律师意见,更加注重防范律师违法,同时要更新执法观念适应新法规定,规范侦查行为严格执行程序法,抓好改革创新优化侦查权配置,强化监督制约规范侦查权行使,在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同时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法律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讯问到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现行刑事诉讼法影响律师执业若干因素的思考

作者根据律师执业中的体会 ,认为现行刑诉法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因缺少制度保障等原因而难以操作 ;现行刑诉法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利不合理 ;现行刑诉法的实施结果使律师执业风险加大     

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是辩护律师,那么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有没有调查取证权呢?对于这一问题,按照文理解释会出现三种解释,不能实现法律解释的功能,弃"文理解释"而择"体系解释",纵观《刑事诉讼法》全文,可知后一说法更可取,立法者不修改此条文,别有他意。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收集权

为增加抗辩力度,有必要在法律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有收集证明自己无罪、罪轻证据的权利。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来源于辩护权,赋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不仅是现实需要,也符合国际准则。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证据收集权的实现有法律明确授权并明确其证据调查请求权,律师协助收集证据等三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