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体行政问责制:内涵与构建

从问责主体角度来看,行政问责包括同体行政问责和异体行政问责。相对于同体行政问责而言,异体行政问责的实践与制度建构都相对不足影响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实际成效。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异体行政问责制完善与实施,实践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     

论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党政关系决定了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内问责制。党内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在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问责功能上存在着差异。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应当合理划分党政职责界限,整合各类问责制度,健全不同问责主体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以党内问责取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理念再造

行政问责制作为制度创新在我国诞生,自身缺乏整体系统的先进理念支撑,最终走向何方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但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行政的角度审视,急需对行政问责任制内在理念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一、依法行政到依法行政和法治行政理念相互渗透的再造;二、法律内在价值到法律内在价值和法律形式价值彼此关照的再造;三、权力制约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责任制约三者互动的再造.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行政问责制到公务问责制

自行政问责制引入我国政府管理实践以来,其产生的实际效果有目共睹,但其局限性也暴露得非常充分。现行行政问责制度在内涵和外延上的不匹配,使大面积整体性游离在责任追究机制之外的情况得以发生。本文提出,完善问责制度首先应该从改变其形态开始,将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升级为＂公务问责制＂,从名称到内涵和外延上对其加以扩展,形成一个涵盖面更广、效能更显强大和接受性更好的新形态制度平台。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范围的厘定

行政问责主体从属于问责主体,在行政问责程序中有启动和实施行政问责的重要功能。行政问责主体即同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为并列关系,同属于问责主体集合内的一个元素。行政问责主体与问责主体之间的联系,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之间的不同,以及问责主体多元化概念的明晰,都有探讨并界定的必要性。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厘清同体问责主体及其与异体问责主体的关系,以期有助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却滞后于问责实践的开展。本文将试图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试探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以及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的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制:政治意蕴、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行政问责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面临着问贲要素界定不合理、问责环境发育不全、问贲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亟须创新其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界定优化问责要素,培育良好的问责环境,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使行政问责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行政问责制下的官员复出机制刍议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以及信息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近几年出现了许多"下马"官员"闪电"复出"、神秘"复出"、违规"复出的现象后,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从五方面完善复出机制:明晰问责的标准和尺度;加强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建立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法律体系;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建立官员复出评估和跟踪监督机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     

我国行政问责制研究综述

行政问责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综合各种观点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我国行政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来寻求解决的方法。     

论我国行政时效制度的完善

行政时效制度属于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我国尚缺乏统一的行政时效制度，现有的行政时效制度本身缺乏严密性，且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而对行政主体却较为宽松，存在较多缺陷。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管理论”的深刻影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不正常制衡和立法主体不适格等。行政时效制度的设定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区分为依职权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为分别设定。     

论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重构的路径

我国当前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

行政问责制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肃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论完善行政决策问责制

行政决策责任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制定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政决策并推动其执行的职责及未能履行职责时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行政决策责任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完善我国行政决策问责制,须从明确行政决策权限、责任,完善行政决策的道德责任制、监督机制以及依法追究行政决策责任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