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之构建

滥用兴奋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建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兴奋剂监督管理体系,也是适应国际体育治理趋势的需要。当前,我国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存在着客体定位模糊、入刑行为类型单一、对弱势运动员保护不突出的问题,应当明确以社会管理秩序作为滥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客体,推动更多滥用兴奋剂犯罪行为的法典化,同时,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预留合理的行刑衔接空间,构建更加科学完善的反兴奋剂刑事司法体系。     

深圳的毒品问题及对策

(一) 毒品——就是长期使用会使使用人嗜瘾成癖,丧失生理机能,甚至危及生命的物品。主要有鸦片、吗啡,海洛因、大麻、可卡因、“冰”(安非他明)等麻醉兴奋剂和精神药品。本文所指的毒品问题包括种毒、贩毒、吸毒以及由此而诱发的社会和治安问题。一九九一年,全国人大发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党中央、国务院也多次发出有关禁毒的指示。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     

“金三角”产“冰”毒中的无机物研究

无论是海洛因、可卡因还是“冰”毒，凡是从天然植物中提炼、加工、转变合成的一类毒品，在“成品”中的一些杂质无不有效地反映出“成品”本身的“来去痕迹”。通过利用ＩＣＰ—ＭＳ法对“金三角”产“冰”毒及相应植物进行多元素含量测定，拟定出了一种建立毒品无机元素含量数据库的较好的分析方法，以为缉毒部门在“双向查缉”工作中提供科学依据。     

云南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毒品问题影响的策略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毒品问题由来已久，该区域的毒品货源主要来自于“金三角”，中国毒品的主要来源地也是“金三角”。境内外贩毒集团利用地缘便利因素使云南成为向全中国渗透毒品的销售市场和走私贩运通道。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毒品问题主要体现在天然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对毒品经济的依赖性大“、民地武”利用毒品掌控经济与政治命脉“、新技术+新手段”贩毒模式加大了毒品治理难度，以及毒品滥用致病致贫且恶性循环态势突出等几个方面。云南省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毒品问题面临替代种植困难重重、周边“民地武”对我国的安全威胁长期存在、毒品滥用风险大危害多、国际禁毒合作面临的问题较多、禁毒执法安全合作法律问题亟需解决等诸多挑战，应在上述方面加强针对性措施。     

犯罪的麻醉剂——杜冷丁

在医院,杜冷丁是镇静、止痛和剧麻药品,但是,近几年来,在社会上杜冷丁己成为犯罪分子的麻醉剂,由剧麻药品变成了毒品。就目前看,扎毒这种犯罪现象在某些地方越来越严重,不少青少年走进扎毒的深渊,扎毒成瘾,不能自拔。他们成为社会各界担心的“新生害”,这一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从1986年发现扎毒的苗头     

台湾地区毒品戒治与再犯之研究（节选）

反毒、禁毒的刑事政策归纳其中不外“断绝供给、减少需求”也就是“缉毒、戒毒、拒毒”等三大重点。目前 ,台湾地区参与戒毒工作的有医疗、宗教、矫正机关及观护等四大体系。《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于 1998年 5月 2 2日公告施行以来 ,“缉毒”与“拒毒”已有成效 ,使得药物、毒品滥用之情形获得控制 ,毒品犯占整体犯罪人口之比例减缓增长 ,但“戒毒”却无进展。可见戒治与计划之成效有待加以检讨 ,以达到对毒品及药物成瘾者累犯、再犯严重情形之有效控制。     

贩毒集团的亚文化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贩毒集团之间、贩毒集团内部的亚文化,揭示了这种类型亚文化在贩毒集团中的运作模式,以及这类亚文化无情与虚伪的本质特征。     

贩毒集团的亚文化

本文运用犯罪学的基础理论,通过分析贩毒集团之间、贩毒集团内部的亚文化,揭示了这种类型亚文化在贩毒集团中的运作模式,以及这类亚文化无情与虚伪的本质特征。     

从“阴火”理论探讨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病机

糖皮质激素性骨质疏松症（glucocorticoid induced osteoporosis,GIOP）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导致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坏、骨脆性增加而形成的一种代谢性疾病。GIOP可归属于中医学“骨痿”“骨枯”“骨蚀”范畴。糖皮质激素为辛温燥烈之品,长时间应用会食气伤阴,致使机体“阴火”内生,“阴火”向外燔灼筋骨,向内加重对脏腑精气的虚损,虚则致瘀,瘀可生痰,虚瘀日久可为内毒,阴火与虚、瘀、痰、毒相互交织发为骨痿。     

毒品犯罪的行为模式

毒品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三种犯罪行为模式——贩毒集团的运行情况、被利用贩毒的人骡和被排斥的业余贩毒者。因此,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锋芒要始终对准境内外毒枭、贩毒集团和职业毒贩。     

合成毒品4-甲基甲卡西酮的危害及滥用的预防

4-甲基甲卡西酮是苯丙氨的衍生物质,是基于卡西酮的人工合成兴奋剂。本文对4-甲基甲卡西酮的起源和管制情况进行介绍,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对人体的危害、依赖性及毒性。分析了我国预防4-甲基甲卡西酮滥用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如何把握相对不起诉的法定条件

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自由裁量权,但目前有滥用现象,作者认为,必须严格把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并刑法有明文规定的法定条件,才能防止滥用。     

“网毒”治理的限度及现实路径

“网毒”给青少年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治理“网毒”刻不容缓。但“网毒”治理存在极限。其现实路径应是:治理“网毒”分四个阶段进行。而当前应稳步推进综合治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健全网络法制,大力研发过滤技术并快速升级,加强经济保障,强化国际联合与协作。     

“金新月”毒品对新疆走私渗透总体态势

随着阿富汗鸦片产量的大幅增长，境内外贩毒集团互相勾连，有组织有预谋地开辟通往新疆的国际贩毒通道，形成了境外指挥、中亚渗透、新疆中转、粤沪集散的格局，其毒品入境活动呈现多渠道、隐蔽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等特点。来自“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对新疆的威胁正在迅速超越传统的“金三角”地区，新疆禁毒工作面临着巨大考验和挑战。     

德宏州新型毒品滥用群体特点分析

通过对德宏州110名新型毒品滥用者进行调查,就其群体性特点与传统毒品滥用群体作了初步比较分析,提出新型毒品滥用群体性的三个特点———年龄“低龄化”、职业“特殊化”和群体“转换化”,有助于我们对新型毒品的预防和控制,使我们的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兴奋剂刑法属性的司法认定研析 ——以《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范本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明确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等行为所构成的罪名,却并未明确兴奋剂刑法属性的认定方法,致使在具体罪名认定时产生了涉案兴奋剂是毒品还是药品,是禁止进出口货物还是普通货物,是否属于限制买卖的物品,掺入食品后是有毒、有害食品还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等诸多困惑。这些困惑如不予以解决,将无法准确地对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等行为定罪量刑,影响刑法预防、打击兴奋剂犯罪功能的实现。为此,应当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将《2021年兴奋剂目录公告》所列品种作为分类模型,以食品、药品、贸易等领域中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对兴奋剂分别予以刑法属性认定,以保障罪名正确适用。     

从“人肉搜索”看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肉搜索”行为在网络中的双重角色扮演体现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现实中话语权的缺失和对网络言论自由限制的缺位是导致“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深层次原因。在相对保障模式下,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认为规制“人肉搜索”滥用的关键在于完善合理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     

美国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典型判例评析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美国联邦普通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1947年的海湾石油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了联邦普通法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建立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滥用程序”的分析标准;在1981年的帕珀飞机公司案中,将不方便法院的“滥用程序”标准转变为较为灵活的“最适当法院”的标准;在2007年的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案中,认为联邦地区法院在决定案件的管辖权之前可以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拒绝诉讼。我们可以吸取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下）——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教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新疆地区物流寄递涉毒犯罪特点及对策

近年来,受国际毒潮及中国涉毒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区毒品犯罪活动依然猖獗,尤其随着物流与寄递行业迅速发展,物流寄递业成为新疆地区内外贩毒集团将毒品贩运到消费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和继陆、海、空之后的又一大毒品贩运渠道,给新疆禁毒工作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实践中,相对于物流寄递渠道毒品犯罪活动不断增多的趋势,我们在监管、查缉堵截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举措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