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的刑法难题及解决路径——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温岭虐童事件拨动了整个网络的神经,最终以警方撤销案件,仅对当事人治安处罚了结。本文分析了现有刑法规定难以处罚当事人的原因,探寻了现有刑法对于儿童保护的"盲区",并以刑法谦抑性为基本立场反对新增虐待儿童罪。同时,从"身份到契约转变"这一法治精神出发,提出应当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的观点。     

论刑事特别没收过程中对物权的保护

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为与《刑法》第59条所规定的没收财产刑相区别,学理上将第64条之规定称为"特别没收",前者则称为"一般没收"。刑事特别没收措施导致了犯罪人的物权消灭,同时国家取得被没收财产的所有权,在这种物权变动的过程中,以下问题凸显出来,即对于没收财产的范围如何界定?     

从浙江温岭虐待儿童事件看中国儿童的人权保护

"儿童的人权保护是普遍人权当中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①儿童权利保护构成全人类人权保护的核心和基础。本文从浙江温岭幼师虐待儿童事件入手,剖析该类事件频繁发生的社会缘由,结合目前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在儿童人权保护上的相关规定,拟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儿童权利的具体举措。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适用探析——以温岭虐童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格尊严的保护为视角

教师虐待童案公众激愤难平,纷纷表示应对这种道德败坏的当事人予以严惩。但这种"舆论审判"无济于事,我国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怎样依据法律保护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的人格尊严,是否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的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赔偿范围,这需要我们深入的探讨。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事立法模式选择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刑法上如何定性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行为的定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事立法模式选择应当在了解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行为本身的特点作出。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我国虐童救济体系研究

一系列虐童事件的曝光说明我国社会上还存在诸多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虐童救济出发,对比国外情况,对我国现阶段虐童救济体系的缺陷做出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由“浙江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的思考

虐童问题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何对虐童行为进行有效的处罚和治理,是亟需探讨的问题。本人为,虐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应当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畴之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体系之下,对于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仅仅需要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即可,并不需要单独设立"虐童罪"。     

浅谈我国儿童权益的国际法保护

"小悦悦"、"贵州毕节儿童"等事件折射出我国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立法、公约精神的落实以及公众意识和社会氛围上存在的欠缺。对此类事件的反思,不能停留在道德批判,只呼吁通过立法来惩罚"见死不救",而完全忽视另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应该真正把孩子作为一个权益主体来对待,这样才能全面体现全社会对儿童的保护。     

从温岭虐童事件看对弱势群体保护的不足

近期,幼儿园频频爆出"虐童"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与反思。尤其是"温岭教师虐童"事件。对于这一事件,作者欲从四个方面对此事件进行梳理,首先,经过了一系列的可确认的事实后,经过认真梳理,将真实的事件呈现在大家面前;其次,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法学家以及社会学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探讨,在此,为避免分析的片面性,从而多视角来待看此事件;再次,由于事件的影响大,单纯的考虑和找出解决事件的办法显得不足,由此引发我对更多与儿童相近的弱势群体的思考,我们不仅仅该保护儿童,应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最后,我将运用一些能较真实报道温岭虐童案的资料,加上自己的分析,并结合本案的事实部分进行讨论。     

面对高发的虐童案 司法机关如何作为

最近几年,虐待儿童事件呈现频发之势,由于刑法的漏洞,司法机关也无法作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虐待罪的规定难以有效保护儿童的权利,有必要对司法救济新途径进行探讨。本文尝试从非家庭成员虐待与家庭成员虐待两方面阐述现行司法机关的"无能为力"并从扩大虐待罪的主体和增设虐待儿童罪两条途径进行探索。     

看守所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完善

对于"躲猫猫"事件、陕西丹凤中学生在受审讯时"猝死"事件,应当从看守所的管理体制着手,调整和完善我国看守所的管理体制.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都设有看守所,并由其进行管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羁押场所与侦查部门是公安机关统一主管和领导下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看守所与侦查部门在体制上同隶属于公安机关,这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仍然处于公安机关控制之下,公安机关有充分的时机收取各种证据,其中主要的是口供,这也是产生刑讯逼供等违法情况的主要原因.     

论产品质量侵权责任

本文论述了产品质量侵权责任的概念、法律特征、构成要件;对于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产品质量侵权责任制度进行了探讨,应对产品及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加以明确,对于因产品造成的精神损害应当予以赔偿。     

远离"携程亲子园"式伤害,家长必须知道的事

2017年11月8日,上海携程亲子园两段监控视频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视频中疑似工作人员的女性对儿童进行推搡、打骂,并将不明物体强行喂给多名儿童.随着视频的快速传播,近年来频现的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培训机构"虐童"事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如何让孩子远离"携程亲子园"式伤害成为学龄前儿童家长最关心的问题.针对于此,我将讲述孩子安全入园前家长必须知道的几件事.     

儿童乞讨法律问题研究——微博打拐与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反思

微博打拐在兴起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异化”为微博打乞,“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倡议缺乏对儿童权利的应有尊重。对于强迫型和牟利型儿童乞讨现象,当然应当严厉禁止,包括对情节极为恶劣者适用死刑、剥夺监护权等方式,但是对于自救型乞讨,显然难以也不应当采取严禁的立场。如果不对滞后的儿童保护机制进行变革,儿童群体性受害的恶性循环就难以避免。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是社会转型的稳压器,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不仅仅是儿童保护的需要,也是平稳完成社会转型,维系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需要,期待微博打拐能够成为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变革的契机。     

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的被害人意志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但是在刑法理论界对于该罪被害人的意志对犯罪成立的影响,或者说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否必须以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为本罪客观要件要素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从分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体入手,对几种学说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被害人意志应当分类细化讨论,进而对是否成罪进行判断。     

幼儿园儿童权利保护研究

幼儿教育是儿童成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幼儿园儿童在幼儿园内的权利保护是我国保护儿童权利过程中应当重视的重要问题。本文对目前我国幼儿园儿童权利受侵害的状况进行阐述,并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保护幼儿园儿童权利的思路和建议。     

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问题新探

我国现行《专利法》关于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仍然存在问题,其对于发明人的保护力度仍然不够。对于"执行本单位的任务"和"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应当进行区分,前者采取"雇主优先原则",而后者应当采取"发明人优先原则"。     

论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之定性

我国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条文甚少,因而对于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意见远未达成一致,当前主要有四种观点。本文在分析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后,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财产"的范围,因而能够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应当以盗窃罪定性,并进而提出了认定网络虚拟财产价值的方法。     

儿童福利制度需要顶层设计 访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

正记者:从贵州毕节到江西贵溪再到年初的兰考大火,为什么我国的儿童悲剧总在不断发生?张文娟:中国目前儿童悲剧发生率最高的三类事件是:弃婴、儿童反复流浪及儿童遭受家庭虐待而致死致伤事件。之所以悲剧总在累加,且不能有效回应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我们的儿童福利制度缺乏科学顶层设计,面临的共同命题就是如何在政府和父母之间分配儿童养育的责任。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这类悲剧的制度关注是本末倒置的逻辑,往往看的是事件的表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有限的资源不能形成合力,甚至有关儿童福利的制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