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设计的多重保护——兼谈我国知识产权各法的修订

外观设计自身特性与法律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分类保护导致其除取得专利法保护外,也可能取得著作权法、商标法的保护。我国知识产权各法应相互协调,开展相关修订,以限制外观设计的多重保护。     

三维标志多重保护的体系化解读

2001年修订之《商标法》规定三维标志可以作为商标注册，提高了我国《商标法》的保护水平，也使知识产权各范畴间重叠和交叉问题凸显。选择原则排斥对同一对象的多重保护。结合三维标志的多重保护问题，对商标权与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间的重叠和交叉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研讨，认为多重保护不是重复保护，而是对同一对象承载的多重利益的关切，应允许《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对三维标志的多重保护。     

评析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这一新术语,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主权不仅是对其人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本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这是对传统的“主权”概念的发展。“保护责任”的出现与国际人权法发展和“人道干涉”引起的争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保护责任”是一个新事物,而“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是国际法的基石,因此关于“保护责任”的规则还在发展当中。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正当性:基于债权人保护功能的法经济学分析

我国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额,废除法定的验资程序,采用完全认缴规则,工商登记不记载实缴出资等。此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降低公司设立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但引发了关于债权人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对于2013改革前后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2013改革引入了债权人保护机制的新范式,而且比改革前的公司资本制度可能更为有效。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法律改革理论的角度看,2013改革在债权人保护方面提供了法律净收益,在方向和内容上具有正当性,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体改革精神,但改革过程付出变法成本,特别是由于一些争议问题而导致的间接变法成本,建议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以后公司法改革应提供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估报告。     

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制工具,虽然在我国政策和规范的层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罕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府规制过程自身需要考虑更多重因素,无法为成本收益分析所涵盖;同时也缘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有效性需要若干的条件。因此就政府规制的分析而言,在多数情况下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与多重标准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于增强我国规制改革过程中的客观化、透明度和自我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将该方法的法律化可以部分容纳来自政府规制领域给行政法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软件法律保护制度评析

<正> 一、历史的回顾 1946年,美国约翰·莫克利(John Mouchly)和布莱斯特·埃克特(J.Prester Eckert)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从而揭开计算机时代的序幕。五十年代末期,软件设计逐步成熟起来。1956年,IBM704计算机开始有了简单的操作系统。1958年,人们创建了计算机高级语言(IAL),该语言后经修改为Algo160,其58年版本被重新命名为Alga158。1958年,第一个通用商业语言(COBOL)诞生。如果说,五十年代的软件还处于研究阶段的话,那么从六十年代开始,计算机软件就逐步走向商品化。1969年,IBM公司实行“价格分离”政策,开始将计算机软件与硬件分别计价,从此,软件这个巨大潜在市场就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了保护计算机软件这一高新技术的健康发展,保护社会各利益群体(开发者、使用者、竟争者及社会公众)在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     

保护规范理论的展开与问题——联立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

“联立公司案”是“刘广明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另一起对保护规范理论予以详尽阐释的裁判案例。通过对全面查找根据规范的要求、对未明示当事人的归纳以及对考虑要求的纳入,本案裁判对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了大幅扩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行政审判对此理论的适用偏差。但因为涉及分配行政下如何界定公法权利/私法权利,进而界定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及如何弥合事实影响和规范要素等复杂难题,本案裁判也存在一定论证局限并提示出诸多未尽问题。     

TRIPS协议保护地理标志规范评析

《TRIPS协议》是地理标志国际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是第一个拥有150个签署方并规定最低保护标准的国际协议,也是第一个对GIs保护问题规定得最全面的国际条约。其第5部分规定适用高效的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地理标志国际保护方面的争端,允许进行交叉报复。通过第71条定期审核和第23条关于协商的规定,给予协议的实施和发展以有效的监督,并预留了空间。《TRIPS协议》第3部分为地理标志权利人规定了获得救济的多种途径。对协议条款不允许提出保留,从而加强了协议的拘束力和实施效果。该协议是对其前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公约成就的继承,也是对以往相关公约缺陷的弥补。《TRIPS协议》自身的缺陷包括协议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和例外、成员方的自由裁量权及对地理标志跨国争议案件裁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TRIPS协议仍有许多用语和难题需要澄清和解决。     

澳门地区驰名商标法律保护与评析

随着CEPA实施,澳门地区与内地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到内地寻求发展的澳门地区商家面临的诸如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不断涌现.通过对澳门地区驰名商标之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存在问题及其完善的探讨,分析认为澳门地区在商标保护尤其是驰名商标保护方面亟待加强和改进.     

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的升华与制度创新——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为中心

向消费者适度倾斜应成为我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灵魂.新《消法》在关注契约自由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契约正义和公平价值.监管者要树立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新思维,完善消费维权的行政保护体制.要拓宽新《消法》的调整范围.要提升经营者的失信成本,降低其失信收益,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收益,降低其维权成本.     

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

产业政策法是宏观经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产业结构政策法和产业组织政策法构成。产业政策法以间接诱导手段、直接管制手段和行政信息指导手段作为保障措施。     

产业升级的发展效应及其动因分析

产业升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它体现为产业结构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趋势。从产业结构的演进中索取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思想,是产业政策的核心和精髓。对产业升级的动因的解释,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是从需求收入弹性变化和生产率上升两个角度进行的。     

试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本文在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指出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循的原则和达到的目标,据此就资源型城市原主导产业如何退出、新主导产业如何跟进等问题进行论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职务犯罪的经济分析及其防范

职务犯罪行为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其产生机理,探讨预防措施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对职务犯罪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论我国产业政策的法治化及实施制度重构

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的完备是产业政策功能实现的根本,而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按法治化的思路进行,而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现有的经济体制状况要求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经济生活进行间接的、一定范围内的干预。在这种体制转型过程中,产业政策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     

美国反托拉斯法上的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成员的利益,往往实施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如固定价格、分割市场、联合抵制、标准化活动、禁止成员发布广告等,这些行为本质上属限制竞争协议的一种类型,受反垄断法调整。美国反托拉斯法上主要适用本身违法规则、合理规则、快速审查规则进行分析。由于行业协会具有特殊的公共职能,比一般的限制竞争协议具有更多合理因素,因而更多地适用合理规则,而本身违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则有限。     

财务预警的行业差异模型研究

现有的财务预警系统大多没有考虑行业差异因素对预警指标的干扰,从而使财务预警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应当在传统的预警模型基础上加入行业差异变量,对现有财务预警模型进行必要的修正,可使模型的预测能力更为精准和科学,由此帮助现代企业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医患法律关系定位的规范性研究

当下理论界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定位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了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和独立的医事法律关系的两种观点。本文从法学的规范方法的角度,分析了法律关系分析法的方法论意义;提出了一般医患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特殊医患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主张。     

论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行为属性

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在我国当前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由法院对各种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对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属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行政性、执行性的特征,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这是我国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前提。     

论基于确立“新型产业结构”的税法修正

产业结构失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建立“新型产业结构”刻不容缓.税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但现行税法与“新型产业结构”的形成有一定的冲突,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修正: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抵扣范围以及确定合理的扣除率;改变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计税依据;进一步改进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方式和亏损转结的规定;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和改变计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