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差异初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通过了两项影响重大的公约,即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以下简称<外交关系公约>)①和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以下简称<领事关系公约>),②标志着外交制度和领事制度从长期以来的国际习惯为主的形式走向了国际条约形式,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建立和友好发展提供了坚实平台.本文旨在通过对两公约中的外交特权与豁免与领事特权与豁免差异,理清两者容易混淆之处,以期对中国的外交及领事实践有所裨益.     

论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与证人豁免制度

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是证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保证诉讼发现真实的目标,许多国家在规定了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的同时还确立了证人豁免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证人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特权的消极影响,保证在证人援用该特权时能够通过赋予其豁免而获取重要的证据。我国应当在立法中确立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和证人豁免制度。     

主权豁免的中国立场

近期各国与国际机构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再一次凸现了主权豁免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准确把握当前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在强国之路上的方向选择与利益界定,确立中国对于主权豁免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模式,对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方向确立和实践指引意义。从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基本趋势以及国际立法实践的导向上看,限制豁免将会成为国家豁免的主流模式。而从很多学者所倡导的国际法人本化的立场而言,绝对豁免的主张更多地带有前现代国际关系的痕迹,而不符合全球治理时代的要求。限制豁免、并在未来的发展中缩小豁免的空间是可以判定的主权豁免在国际法治进程中的伦理选择。中国在以往的涉外法律实践中总体坚持绝对豁免立场,但也在一些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体现了不同的态度。从绝对豁免的模式转换到限制豁免的机制,不仅更有利于体现中国在国际法上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更有益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评析

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肯定了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认定。当今的国际社会,限制豁免更易被接受。限制豁免是国际法规范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制定《国家豁免法》,明确规定限制豁免的做法。     

论联合国豁免的放弃

联合国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豁免,是《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及有关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的一项国际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美系到相美国际组织能否享有豁免以便履行职能和实现目的。同时也关系到与国际组织有关的其他各方,尤其是与国际组织交往的私人在国际组织一旦侵犯其权利的情况下能否得到救济。因此,国际组织放弃豁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联合国豁免的放弃必须由其有权机关作出相应的意思表示。不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行为,其豁免都是可以放弃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权利。同时也构成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新闻机构新闻侵权的民事责任及其豁免

新闻机构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由于过错而使报道不实或评论不客观以致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新闻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在构成条件和责任承担方式上相比较均有其特殊性。新闻机构由于承担传播新闻的宪法使命,即使发生新闻侵权,也享有责任豁免的一些特权。     

论欧洲联盟的法律人格

欧盟基本条约中并没有授予欧盟明示的法律人格,但在实践中它已经具有了缔结条约的事实上的权能。成员国不愿意赋予欧盟单一法律人格的原因在于担心欧盟权能膨胀,从而进一步侵蚀国家主权。欧洲宪法条约在其他条款给予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明示承认了欧盟的单一法律人格,对欧盟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的设想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极不完善,尤其是证人权利义务设置失衡,证人的应有权利缺乏保障,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难,拒证现象严重。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是证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利,它已得到世界众多国家以及联合国公约的认可。构建我国证人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特权制度对于改善我国证人作证的现状,切实保障证人合法权益是非常重要的。     

国家豁免理论及其近期发展

国家豁免是一项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其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限制豁免理论主要有四种理论基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出台明确将限制豁免论确立下来.近年来我国学界在此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些新的发展.我国关于国家豁免的相关立法在《公约》制定后也应当有所转变,方能进一步适应国际趋势.     

国家豁免：并非中航油的庇护所

新加坡高等法院拒绝了中航油母公司的“国家豁免”请求,对于与国外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其他国企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     

浅谈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路径选择

国家主权豁免作为国际法原则不可置否,本文旨在以辩证的眼光分析当前国家豁免的两种主流理论,对两者进行探讨,全面剖析其利弊;同时立足我国背景下考量现阶豁免原则的取向及其未来的趋势和发展,从而对我国今后在此问题上所持立场进行理性的判断.     

论国际组织高级职员的豁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案说起

国际组织豁免经历了从外交豁免到职能豁免的演变,直到联合国建立才真正确立了国际组织豁免的职能必要性理论。对于国际组织高级职员而言,豁免是指其不受一国国内法院的管辖。国际组织高级职员享有职能性豁免,为了履行组织职务、达成组织目标,其公务行为受到豁免的保护。在很多情况下,出于履行职能的需要,也会授予部分国际组织高级职员外交豁免,但即使是那些在享有职能性豁免的同时还享有外交豁免的国际组织高级职员,也只就其公务行为享有豁免,非公务性行为依然不受豁免的保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职员只享有职能豁免,不享有外交豁免,其私人行为不能豁免于国内法院的管辖。     

论欧洲联盟国际私法的统一化

欧洲联盟是当今多极世界格局的重要一极,它不仅在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国际私法的统一化方面也颇有建树。本文分析了欧洲联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必要性、法律基础及其演进,着重阐述了欧洲联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进程和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     

由仰融案引发的关于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思考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法原则,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有关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理论的争论也由来已久。伴随着国际经贸与国际关系的发展,限制豁免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2004年12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在国家豁免方面从习惯国际法向成文国际法的转变,其对限制豁免原则的确立意味着限制豁免成为国际社会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冲突与并存的现象,我国一贯坚持的绝对豁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逐渐接受限制豁免原则。     

欧洲联盟及其法律体系特征初探

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极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一个国际组织,其在宗旨、原则、法律地位、组织机构、职能及法律体系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从最初的经济一体化,到后来的经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欧盟已成为林林总总的各类国际组织的楷模,而其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更是令其他国际组织难以望其项背,从立法机关、立法程序到规范性文件的执行和实施,整个欧盟法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而随着《欧洲宪法条约》的出台,欧盟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法律一体化。     

论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中一个古老的问题 ,但随着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展及国家在涉外贸易中地位的不断增强 ,国家豁免原则被赋予新的内容 ,其理论与实践也显现出分歧与新的发展动向。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自 1978年开始着手起草《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历经二十余年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 ,但目前仍存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的关系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与争议的焦点问题 ,也是我国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就与此相关的三大基本问题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评述 ,以期对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有所裨益     

论知情同意的豁免

本文围绕医疗实务中的知情同意豁免，首先讨论了知情同意豁免规则的法律政策，详细分析了紧急情形豁免、治疗豁免、知情同意权的放弃和强制治疗这四种豁免情形，简述了医务人员在适用知情同意豁免规则时可能的法律责任。     

论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竞争是市场配置资源最有力的手段，但是竞争产生垄断，垄断加剧竞争，垄断给经济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但是并非所有的垄断都是不合理的，马歇尔说到：“把一切垄断都认为是坏事是毫无充分理由的简单化，将对英国的经济发展有害无益。”反垄断豁免制度便是充分发挥垄断的合理价值的一项制度，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来促进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试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绝对豁免主义的逐步消亡，作为国家豁免的发展趋势的限制豁免主义必将为各国所接受，成为各国解决国家豁免问题的首要选择。长期以来，从我国政府处理涉及国家豁免的案件中（主要是我国作为被告方应诉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在坚持绝对豁免为基本原则，在具体规则上采取灵活处理的态度，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经济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的法治与国际接轨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本文试从国家豁免的历史渊源出发，对世界各国制度加以考量，并针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对国家豁免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