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外交政策之关系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气候外交也成为全球外交领域的热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实践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气候变化战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政策。当前可从以下几方面统筹我国气候变化战略和外交战略:加强顶层设计,职能统筹,协调相关各部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早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减缓战略"和"适应战略";利用发达国家的危机,灵活应对,争取气候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和话语权;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努力;充分认识和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关于气候问题的公共外交和舆论引导,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     

功利主义与气候政策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了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最糟糕的后果,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气候政策?当我们思考全球变暖问题时,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何种气候政策能够被推荐给领导者们?当代气候伦理主要关注气候正义问题,作者将功利主义理论引入这一领域,通过功利计算,提出了三种功利主义支持的策略:全球排放贸易,增加新能源开发投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挑战、风险与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广度和深度。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之后,《巴黎协定》进入细则实施阶段,而近年来全球气候政治的新变化,也给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既要直面英欧变局、美国"退群"与中美关系负效应、自主行动与履约等现实难题,又要应对低碳发展、国家间气候政治和群体间气候政治博弈等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需要在战略上应对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挑战,并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气候外交议题策略探析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的外交话语杈偏弱，特别反映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大会上，中国总是受到西方的指责，并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减排责任压力。要想提升中国当前的气候外交话语权，应在议题策略上有所突破，最关键的是要提出国际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是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转型的“缓冲期”策略，并在“公平承担份额”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可实现、可完成”的“中度限额”减排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还应更多地使用议题联系战略，迫使发达国家妥协，以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欧盟“绿色新政”与气候政治新动态

欧盟“绿色新政”是欧盟环境治理史和欧洲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新界标,作为一种新的“欧洲梦”和全球战略,一经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欧盟“绿色新政”实施以来,在目标设定、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实践推进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同时,欧盟“绿色新政”存在议程承诺不足、政策雄心与行动实践间鸿沟、新旧政策框架间矛盾等问题,也要应对能源安全风险与地缘政治危机、碳边境调节机制困境、经济复苏乏力等挑战。欧盟“绿色新政”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其系统效应和发展前景仍有待观察。     

"退向未来":全球气候政治的伦理反思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也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议题.肇始于西方世界工业化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难题.全球气候政治博弈反衬出新的全球失序,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亦一度失灵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实现全球气候政治的公平正义,是确保全球气候治理善治和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航向的根本遵循."退向未来",进行必要的伦理反思,促进自然的和谐与人的复归,才能更好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治理困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和中国贡献

世界海洋温度飙升和厄尔尼诺现象频发,南极气候加速变暖导致海冰面积创历史新低,2023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干旱、洪水、风暴等极端天气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此起彼伏的气候灾害不断敲响气候危机的警钟。随着人类与生态系统依存度加深、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气候问题政治化升级,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加大、窗口期缩短。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新挑战,中国坚持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破解气候治理困局。     

大变局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首次全球盘点的分析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完成了对《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明确指出《巴黎协定》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各缔约方尚未集体步入实现《巴黎协定》的宗旨及其长期目标的轨道,距离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巨大差距。这次气候大会也确定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以便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标志着化石燃料时代终结的开始,也表明绿色转型的时代潮流不仅不可逆转,而且转型的步伐在未来十年将持续加快。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显著上升。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行为体,中国需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出发,利用首次全球盘点向国际社会发出清晰信号,坚定推进自身“双碳”目标的实现,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低碳转型,为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的气候变暖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承认近百年全球气候确实是变暖了,中国的观测证据也表明近百年中国气候变暖的事实。中国气候变暖与全球气候变暖基本同步,中国是世界上变暖较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但有其自己的特点。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大气中温室气体将继续增加,与全球一样,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仍是变暖,而且变暖速率将继续增加,但不排除在某一个月或季在某一个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温,但后者主要与自然气候变化有关。     

美国新能源政策及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影响

基于确保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谈判、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和经济结构转型及抢占下一轮产业革命制高点的战略目标,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美国制定和实施的对内鼓励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快速产业化和对外调整气候谈判策略、发起301调查等新能源政策组合拳,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及时调整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和支持政策,以应对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渐进主义与美国能源政策发展

渐进主义政治的本质是指政治决策进程受利益集团影响而不成体系,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又以能源领域为甚,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能源变革面临更强大的传统能源结构惯性、更短视的民众认知阻力以及更对立的政治决策进程。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促成的美国激进能源变革随着油价的回落而退出,接下来20年的能源政策基本无所作为。21世纪以来,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扬带来能源政策新一轮变革的压力,气候与"反恐"因素的影响上升使得党派和利益集团之争愈演愈烈,美国能源政策改革进程更具典型的渐进主义特征。奥巴马的气候与能源"新政"从目前来看并不如其当初宣誓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前景依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非洲国家在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措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后者可分为"专门政策型"和"相关政策型"两种类型。但是,目前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专门性国家政策的非洲国家较少,多数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发布较为宽泛的纲领性、宣示性政策文件,辅之以在其他相关国家政策中体现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及政策上较为落后,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利益博弈和"气候陷阱"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从地位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从一般性程度上升到战略性高度的过程;从内容上看,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是变化性与延续性相结合的产物;从政府首脑来看,其党派属性对气候变化政策影响重大。奥巴马政府任期内,“积极应对”将会成为美国气候政策的主旋律,但是其国内政策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制衡。美国依旧会继续避免作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并且会继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来,只是形式将会更加间接化和多样化,同时会加强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力度,并有望打破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造成的僵局。     

新形势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角色

当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低谷。困境突出表现在"内忧外患"两方面:"内忧"主要指《巴黎协定》如何落地为可操作的规则;"外患"则是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退而不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气候治理何去何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当下尤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北半球“地狱式寒冬”的昭示

地球气候或是进入了时冷时热的不稳定期,或是进入了周期性气候轮回期。这些可能性尽管不改变在上百年时间跨度内全球整体变暖的事实,却对人类应对危机的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当气象专家的预测越来越不可靠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