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建构 ——以比较法为路径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带来社会福祉的同时也面临着伦理框架建设问题。广义上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建构可以包括狭义上的伦理框架研究以及伦理决策方法。目前国内对伦理框架研究讨论较多,对具体的伦理决策的研究几乎为零,尚未形成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建构。由此可通过比较法的路径,从人工智能伦理控制权的适用原则,公平性的应用原则以及注重社会福祉的应用总目标来构建我国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此外,通过对“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两种伦理决策方式的利弊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程序”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政治行动的数据科学：基于政治正义论的考察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增加,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尽管数据伦理原则和数据伦理指导框架能够帮助数据科学家反思其研究工作对个人、团体和社会产生的持续影响,但这些原则不足为数据科学提供避免社会危害、促进社会正义的范式。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据科学技术的三个争议进行剖析后发现数据科学家已经成为参与社会规范性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困境需要超越的“四个阶段”,进而提出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对数据进行正义性的规制与承诺,同时重视数据评估工具的智能化赋能,构建技术与人文的良性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最终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     

正确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保护国家利益——论美欧针对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对策

自2007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多次将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问题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应在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概念、机构、基本程序和特征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针对性地分别采取一般的和专门的法律对策，争取在WTO框架中更好地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     

人工智能养老模式的法律风险

近些年逐渐兴起的人工智能养老模式在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源成本的节省上给养老服务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了积极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对现行法律制度造成了震动。人工智能养老模式在现行条件下能否实现全面推广,需要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反映对其发展潜力做出合理评估,然后才能去探究运用这一模式对现有法律主体资格、侵权责任承担和人类伦理等问题的挑战。在处理这种因嵌入人工智能新技术而带来的棘手问题时,也只能先使用现有的法律制则防备现阶段存在的法律风险,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地研究和针对新型养老服务法律制度建设的新需要、并借鉴欧盟《AI法案》经验等,逐步构建和完善我国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的法律体系。     

实施“技术法规”比较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概括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实施“技术法规”的现状，并比较分析了我国“技术法规”实施的情况。从整体看，我国“技术法规”实施的社会效率逐步提高，已基本达到了规范市场秩序的作用，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本文提出了我国“技术法规”亟待完善的几个主要方面，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技术法规”制度的若干建设性建议。     

略论行政过程中的ADR及其在中国的构建——立基于美国与韩国ADR制度的比较研究

行政过程引入ADR不存在理论上的困难,美国与韩国在此方面的相关实践较为成熟。中国行政过程ADR的建构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对美国与韩国行政过程ADR制度的分析,中国可以在建立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培养多元化和效益理念、完善正式的行政程序制度、立法形成ADR适用的具体框架、提供及时的监督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等方面进行初步借鉴。     

心系民生共绘蓝图——中国网专访海南代表团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高之国: 应抓紧时间制定海洋国策 3月1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就国家海洋战略、国家海洋政策等方面的问题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这次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制定我国的海洋国策,也就是二十一世纪海洋政策。过去几年,美国、俄罗斯、法国、西班牙、英国,像我们周边国家的韩国,日本现在正在搞,纷纷出台制定了他们     

历史中国的社会与法律面相——读《中国文化要义》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分别从伦理角度和法律角度对传统中国的伦理形态、行为规范和精神特征作了深刻而精要的阐释,是人们理解古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逻辑的重要著述之一。相对而言,梁漱溟的“文化”具有一种宏观比较社会史的色彩,瞿同祖的“法制”则可归入一种相对微观的法律功能主义的叙事,无论是“纳国家于伦理,以教化代政治”,还是“法从礼出、以礼入法”,都反映了古代中国的道德、伦理和法律所共同维护的统治秩序及其原理,从政治学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传统中国国家演进之路和反思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之变的有益的特殊视角。     

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动驾驶车辆发展为提升交通安全与效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带来全球化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的革新。针对我国自动驾驶车辆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防控体系重构、数据和网络安全提升、法律制度与体系完善和自动驾驶车辆道德行为规范等挑战，应完善自动驾驶车辆监管法律法规、转变交通管理思路与执法方式、构建虚拟化社会防控体系以及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和审查机制。     

食品安全危机管理体制中技术机构的法律定位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原有的行政权为单一核心的食品安全危机管理体制开始凸显出不足,真正的多主体管理机制应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选择;作为社会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机构,在食品安全法律、标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当扮演证人、鉴定人的角色;在食品科技研发相关法律中,应当被界定为研究的助推力量和应用的制动力量;在日常食品安全监测、评估中,应当作为独立自主、负有社会责任的服务性组织进行社会监督和接受国家权力的监管。     

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政策研究

青少年弱势群体在家庭、学校、工作等方面面临程度和类型不同的“社会排斥”,生存与发展状况堪忧。尽管社会政策在整合城市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的社会保护政策和司法保护制度还存在观念误区、“缺位”现象等问题,必须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特别重视社会公平,完善青少年法律政策,从根本上改变弱势青少年的困境。     

人工智能下法律人格理论的重新审视

人工智能技术的当代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若干年前人类意料之外的奇迹,随着其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实际运用的深入推广,对传统法律人格秩序形成了潜在冲击。人工智能本身的智能程度和社会需求决定了将来确认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人工智能已然具备相应的意志能力和学习能力,具有客观的算法人格,现阶段仍不能确认其法律人格,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缺乏社会性。然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趋势,突破社会性边界很难肯定说没有可能。所以,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确认应该成为法学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欧盟、德国和丹麦的节能政策及其启示

面对中国工业化加速阶段能源资源的“硬约束”,通过节能加以克服是一条重要途径。欧盟尤其是德国、丹麦等国的节能政策,既保证了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能源供应,又实现了环境保护。只要法律、政策和体制相互配套,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节能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是可以得到的。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欧盟移民政策的由来与未来

西欧是区域一体化最成功的地区,也是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欧盟国家通过缔结法律条约,在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消除商品、资本、人员、服务等跨国流动的障碍,制定和实行了利益认同、政治认同、内部完全开放、跨越民族属性的欧盟移民政策。这是欧洲一体化在政治领域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欧盟的移民政策始终游走于理念上的“人民的欧洲”和现实中的主权国家联盟之间。跨国主义因此对移民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浅析韩国婚姻家事法律发展动向

韩国婚姻家事法律制度体现出独有的特色,韩国制定了专门的家事审判程序,设立了“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等专门机构。其婚姻管理模式方面与我国存在诸多不同,为重新审视我国的婚姻家事法律制度提供了诸多可以借鉴之处。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研究——基于30份政策文本的扎根分析

深度合成已成为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分支和技术趋势。采用NVivo12软件对我国30份深度合成治理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在深度合成治理政策体系中,引导型、赋能型、治理型和强制型政策工具相互协作、补充,共同构建一个综合高效的框架。然而,当前我国深度合成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安全标准不够健全、技术支撑力度不足、制度供给有限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首先,制定更加完备的安全标准,填补赋能型政策工具的标准体系。包括统一深度合成技术安全属性的度量标准,强化深度合成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并积极推动安全标准的试点实践和前瞻性研究。其次,积极推进技术建设,增强治理型政策工具的技术支持。通过深度整合多种技术,建立可信的标识体系,优化技术研发环境来实现。最后,扩充制度供给,丰富强制型政策工具的监管方式。试行监管沙盒机制和探索建立算法可信制度是其中的关键步骤。通过综合实施以上举措,有效解决深度合成治理中的核心问题,确保该技术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性,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用户的权益。     

政策研究在中国

<正> 由于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在“二战”后获得长足的发展,社会问题也愈来愈复杂化,为了帮助政府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更好地处理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在50年代倡议政策科学,60年代初步形成一门科学,70年代发展完善,80年代普及提高,方兴未艾,成为举世瞩目的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一政策科学形成于美国近半个世纪,但究其源流,对政策的研究,中国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前4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周游列国,劝导各国君主“施仁政”,他的言论集《论语》集中反映他的政策思想,流传中外,至今日本朋友都深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此外,《管子》、《商君书》、《战国策》等集中了管子、     

日本产业振兴法的发展与海南立法

一、日本产业振兴法概述日本“产业振兴法”,又称“产业振兴政策法”,是日本政府为贯彻、执行产业振兴诸政策而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日本它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依法而制定、公布、施行,是日本政府推行产业振兴政策,介入、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因而要研究产业振兴法,必须先了解什么是产业振兴政策。产业振兴政策实质上是政府对产业经济活动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