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基于国家能力的视角

社会动员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政治传统和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时代,国家对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表现为"运动式治理"。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社会运动不仅是国家应对绩效压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维度和重要体现。动员及引导社会力量贯彻政治决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现代国家而言,社会动员能力的构建需要围绕国家引导、社会协同和"互联网+"思维三个维度展开,同时必须克服社会动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张力。     

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现代化维度探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重大命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现代化维度上推进国家治理与开展社会动员,要重构现代社会动员模式,改革社会动员结构,改进社会动员方式,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强国家—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动员转型研究

社会动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我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的社会动员由于偏离经济建设方向,采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动员,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明显不相适应。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动员应当采取利益导向的策略,遵循法制化的基本原则,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动员机制,依靠现代传媒获得民众的情感认同。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国家治理视角下人民政协的优化路径

在现代国家治理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中,人民政协能够有效地回应现代国家治理的需求。人民政协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能够实现利益、凝聚社会力量、为国家治理提供建设性意见。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优化人民政协的界别设置,推进人民政协工作方式的创新,以实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缔造新型现代国家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形成了政党与国家相互嵌入、政党主导型现代国家建设模式。在该模式中,“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协同推进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性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内在机理;以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执政能力和全面从严治党能力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筹规划功能、系统推进功能和激励凝聚功能为互构联结的整体呈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同向同行的价值目标。三者共同彰显了中国特色治理框架下的独特互动逻辑。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警务现代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国家在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重心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警务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进程中变革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内涵、警务形式和警务职能重心等方面亦进行了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实现了与治理进程的契合。随着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警务现代化需要在警务理念、警务主体与警务方式上做出进一步的变革与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依据和路径思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既是学理层面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目前各方面转型及危机破解的现实需要.我们党应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的依据、价值取向、模式、组织等层面的现代转型,提升党的治党能力、行政治理能力和公共治理能力,出台配套措施促进传统治理方式的转变,全面推动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依据和路径思考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转型既是学理层面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目前各方面转型及危机破解的现实需要。我们党应积极推动国家治理的依据、价值取向、模式、组织等层面的现代转型,提升党的治党能力、行政治理能力和公共治理能力,出台配套措施促进传统治理方式的转变,全面推动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公共危机中的农村社区联动:逻辑、挑战与策略

社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促进农村社区联动,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联动讲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蕴含“三位一体”的主体逻辑、网络治理的空间逻辑及组织动员的动力逻辑.然而,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出现了村户衔接、信息沟通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问题,造成农村社区信息、物资和技术的...     

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下的协商民主北大核心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发端和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和发展保障。从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上精准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位置,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完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就是要站在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从强基固本、构建体系、提升能力、做实效果四方面寻找完善路径。     

市县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和重要支撑。市县政协作为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价值取向、主体要素等方面高度契合。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对丰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衢州:努力打造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营商环境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营商环境,是围绕衢州产业发展、主体培育、市场健全完善来优化服务体系的现实需要,更是政府亟需的一次自我革命。当前,打造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已成为建设“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的主要目标之一,动员全市力量,统筹整合、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现代国家治理话语下的协商民主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发端和定位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党、国家和社会发展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和发展保障。从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上精准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位置,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完善现代国家治理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就是要站在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从强基固本、构建体系、提升能力、做实效果四方面寻找完善路径。     

完善城市社区多元化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正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举措。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城市社区多元化治理体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推进城市社区多元化治理的必要性(一)城市社区多元化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诉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体制改革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器,政治开放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执政党执政水平的提升,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构,市场、社会与公民等内生力量的激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重要的实践探索。而以能力培植为目标取向,以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为驱动机制,以政府主导和精英参与为组织模式,采取非均衡的增量推进策略,增强治理体系的回应性,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基本特征。     

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及其治理维度

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和“党与群众”构成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活动的“双重结构”。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需要实现政府预算与社会服务的均衡,建立“小预算—大服务”的“廉价政府”或“高效政府”,加强社会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参与;从“党与群众的关系”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提,按照“人民中心—民生为本—公平正义”的原则构建党群关系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公众参与是新时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其参与国家社会治理主要有依法参与、深度参与、网络参与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