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发展研究①以伊犁州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贯彻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是有效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文从法治化、专业化、数据化等角度总结伊犁州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成果,研究党组织在多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研究表明:通过村级阵地建设、"访惠聚"驻村工作和创新群众工作模式,伊犁州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干部队伍和精细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面临着进入攻坚期、瓶颈期等现代化发展困境。因此,本文提出建立健全科学有序的法治工作机制,强化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数据治理的本地模式等对策,以期为进一步提升伊犁州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以延安精神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及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价值力量,以政治信仰保障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方向,以改革创新的方法提升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水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 ——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中,如何阻止农村衰落,实现城乡共赢共生,是中外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城乡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还有4-5亿人在农村,农村决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乡村治理,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

作为克服传统研究系统性、长远性不足的一种新型理论框架,韧性治理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整体性治理、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系统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基于韧性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韧性治理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对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新时代乡村治理要着力推动常态化治理、协同化治理、数字化治理、造血式治理和内生性治理,全面增强乡村治理韧性,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加快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有利于推动乡村科技化发展,又有助于扎实推进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其主要挑战集中表现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缺乏农民的实质性参与、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有待提升以及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亟待健全等方面。因此,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主要在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增强农民的满意度。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中央对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本文总结了成都市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实践与启示,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和趋势,阐述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与挑战,提出了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时代背景下,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七条对策措施。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机理与实现路径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与首要因素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因而从党的领导出发理解与阐释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机理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首先需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思想为指引,作为其理论遵循;其次需从现实着眼,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破解乡村治理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后需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追求,在治理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基于此,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应从加强自身理论武装出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抓住关键,加快构建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以贯彻价值旨归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乡村治理实质绩效。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当前农田水利困境的社会基础——以H省S县Z村为例

自税费改革以来,农田水利在技术层面逐渐改进,然而,在其他层面则越来越陷入困境。渠道和四沟淤塞,堤坝损毁严重,泵站基本废弃,涵道堵塞,排灌纠纷不断,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灾害等巨大损失,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农业安全。这些困境背后的实质是当前农田水利对接的社会基础出现了问题。当国家在农田水利实践中面对十分理性且私权意识极度发达的现代农民时,国家不仅不应该＂退出＂,相反应该＂回来＂。教育与锻造有公德的现代农民,重塑农田水利的社会基础,重建国家政权体系末端,重新组织现代农民是解决当前农田水利困境的可行办法。     

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省域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域社会治理是落实顶层设计、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江苏积极部署落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13个设区市全部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江苏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返乡农民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实现

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具有独特优势的返乡农民工,近年来掀起返乡创业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紧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环境优化和交易成本减少,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返乡农民工在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改善治理环境五个方面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返乡农民工作用发挥也面临政策供给脱嵌、激励措施不够、参与机制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在未来,需要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措施、重视机制建构、激发内生动力四个方面让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下”“能作为”“做得好”。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