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的治理之术

“杨州八怪”之一的著名书画家、诗人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山东范县知县。范县地处黄河北岸，人口十万，县城仅四十五户人家，为鲁西的一个小县，墙内民风古朴淳厚，农民辛勤劳作，民间诉讼稀少。如遇诉讼，郑板桥也是详细了解案情，绝不冤枉无辜．故而史称板桥所在“有惠政”。有一次，村民扭送一对青年男女至县衙。     

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

“健康码”和“文明码”所代表的“码治理”是运用数字技术治理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从“健康码”到“文明码”,数据治理发生了“滑坡效应”,这源于技术治理的数字化异化和基层治理的简约化动机.数字化的公权力在其天然扩张性的驱使下向其最大边界滑动,延伸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精细之处,直至将个体异化为被数字控制的对象.因而应对“文明码”...     

治理黄河 再创辉煌——纪念人民治黄50周年

今年是人民治黄50周年。50年后的今天,回顾治黄前辈的战斗历程,缅怀他们的治黄功绩,学习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黄河精神,激发广大职工热爱黄河、献身黄河的革命热情,调动全社会关注黄河、支持治黄事业的积极性,塑造一代四有新人,鼓舞我们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和艰苦奋斗两面旗帜,实现毛泽东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宏伟夙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治理挑战与治理型监管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型日益展现出通用潜力,其超大规模、超多参数量、超级易扩展性和超级应用场景的技术特性对以算法透明度、算法公平性和算法问责为内核的算法治理体系带来全方位挑战。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主流范式中,欧盟形成了基于风险的治理范式,我国构建了基于主体的治理范式,美国采用了基于应用的治理范式。三种治理范式均形成于传统人工智能的“1.0时代”,与展现通用潜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难以充分适配,并在不同维度凸显治理局限。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变革之际,应以监管权的开放协同、监管方式的多元融合、监管措施的兼容一致为特征推动监管范式的全面革新,迈向面向人工智能“2.0时代”的“治理型监管”。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中乡村治理对传统乡村治理的扬弃

城乡统筹的时代背景要求乡村治理适应城乡一体发展轨迹,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治理结构转型。而传统通常具有一种两面性,在基于它的负面性产生转型必要的同时,又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文章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重点分析了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启示和意义。     

驯服算法:算法治理的历史展开与当代体系

算法治理是算法时代的核心议题。然而,当下算法治理的实效不彰,算法治理的理论亦分歧重重。鉴古而知今,20世纪60年代以降的算法治理史不但展现了丰富的制度实践,也为我国算法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深邃洞见。聚焦于关键场景算法透明公平的“法律”、趋于共识的算法伦理“规范”和迈向算法可解释的“代码”,贯穿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算法治理进程。政府(法律)、社会(规范)、市场(代码)的耦合,以及工具性/自主性算法和高/低风险算法的类型化,共同塑造了理一分殊的“模块化”算法治理体系,为分类分级的算法治理奠定了稳固的理论之基。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从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到社会治理的推动者——基于“寻乌经验”司法治理模式的思考

“寻乌经验”是以赣州法院系统为代表的基层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是导源于“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精神的新时代司法治理模式。鉴于当前基层法院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司法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治理模式需要进行相应变革。借鉴“寻乌经验”治理的模式和做法,可以在创新发展中深化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在内涵式发展中发挥司法治理的功能价值,在时代性发展中整合司法治理的社会资源,从而为基层法院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区域治理的“良法”建构

相对于全国性法治方略之施行,区域治理在遵循宪法、法律及保持法治战略性统一前提下,积极推进具备“良法”品性的制度构建,跟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势,科学规划多样性、协调性规范体系;防范区域内歧视性制度屏障,维护区域民众权益,实现“以民为本”在区域制度中引领价值;矫正法律形式主义的体制缺陷,审慎对待区域治理的“规则移植”,积极认同区域民俗习惯的制度意义,真实兑现区域“良法善治”之目标。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差异、共生与照应

“纠纷治理”与“纠纷解决”是两种不同的纠纷应对体系和方法。两者各有其不同的理念、运作机制、行动基础和运作逻辑。“纠纷解决”在理念上将纠纷视为社会矛盾的反映,倾向于更多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开展纠纷治理。在认识上,“纠纷治理”看重纠纷之间的关联性,讲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限于法律方式,不拘泥于法律对纠纷性质、处置程序和制度规定的约束;与此不同,“纠纷解决”则是由专职机构开展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处置纠纷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在理念上,将具体的法律纠纷视为相对独立的纠纷事件,通过对纠纷性质的识别,将其纳入相应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方式予以解决。“纠纷解决”的过程和方式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定和约束。与现实法律关系不断演进以及对法律纠纷解决公正性要求相适应,“纠纷解决”逐渐演进为一套高度自洽,专业化、技术化、体系化,有理论予以支撑的系统。在我国,这两种体系都有自己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对于我国法治的推进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基于自身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两种体系各有所长。因此,我国应当坚持两种体系的共生并存,避免一种体系同另一种体系的关系失调,并在运作中彼此相互照应、相得益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路径之探析——以白山市江源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近年来,白山市江源区通过城市社区、乡村、机关、企业、学校、医院“六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促进了党的组织力、治理力、公信力,建设探索出了一条高度契合“两山”转化的全员、全域、全周期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时期看守所“牢头狱霸”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看守所羁押形势和“牢头狱霸”活动方式和行为特征出现新变化.预防看守所“牢头狱霸”要全面落实《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贯彻直接管理原则,实行监管民警交流轮岗等;打击处理“牢头狱霸”活动要做到打“早”、打“小”,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实行心理矫治、寓教于管,加强队伍管理,实现标本兼治.     

依托12368热线 参与诉源治理 北京法院构建司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响应机制

今年以来,对于潜在的或萌芽阶段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矛盾纠纷,北京法院进一步向前延伸审判职能,主动融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基层治理改革。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

知识产权是国家在全球竞争的核心要素。当前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集团,尤其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中国未能参与治理体系的制定,只是被动的接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和“国家俱乐部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规则朝着“保护最大化”和“国际规则美国化”方向发展。中国应努力实现由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到规则外溢型参与,在充分考虑外部世界舒适度的前提下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转型。     

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改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发展 ,发生了“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大庆联谊”以及目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郑百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给社会、股东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改进、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减少、杜绝类似事件发生的根本措施之一。本文简析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原因 ,从规范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体系和强化系统监管、加大处罚力度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