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原则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自近代以来，功利主义观在西方理论界占支配性地位，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正义观存在三大理论缺陷，他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对抗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以他的“正义优先于善”的思想反对功利主义的“善优先于正义”的思想，突出了“正义优先于善”的正义观，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有一种魅力叫大气

人格魅力中有一种成分叫“大气”。无论一个人的地位是高是低，事业是大是小，身份是显是微，魅力如何都得看“大气”与否。大气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对人，要宽容，不斤斤计较。古人云：“君子要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     

东京崇正公会会长谈海外客家文化的断层

日本目前共有东京、关西、九州、北海道、冲绳等9个崇正会组织。在东京约有2000到2500名客家侨胞,东京崇正公会是由旅居东京的客家侨胞所组成,创立于1963年,现在共400到500名的会员,会员当中有医生、律师、餐厅老板等。从1968年担任该会会长至今的丘进福先生指出,东京崇正公会成立的主旨是团结一致,促进亲睦,维护客家优良传统。该会向来坚持三原则——“不问政治思想”、“不问宗教信仰”、“不问民族国籍”,只要是华人就都欢迎,这是和其它华侨团体最大不同的地方。     

“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有感

全国劳动模范、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最近讲了一段既感人肺腑又发人深省的大实话。他说:干部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更新“官”念,坚持“两手抓”。古往今来,有不少人往往能够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实践证明,凡是“有福官享,有难民当”的,就难以有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难以有权威,难以发展。华西提倡的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党员干部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四十多年来始终是“一面为人民谋利益的旗帜”。只要我们做到“有福民享”,老百姓也不会让干部穷到哪里去。只要我们“有难官当”,当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共同克服困难(引自200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他还说过:“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幸福!”(引自2001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转型时期人民利益表达要求的变化

一、利益表达愿望更迫切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重义轻利,致使中国人对利益讳莫如深,不敢明确提出任何个人利益的要求。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这种对利益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人们在现实面前认识到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对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主动诉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参考22006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整个社会评价标准由“政治”和“身份”转化为“经济”和“财富”,经济状况和财富多少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性…     

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现代中国的荣誉癖

凡世人皆有若干“怕”:怕死、怕穷、怕批评、怕穿小鞋、怕抓小辫、怕打棍子,等等,大致而论。但必有一样不怕——荣誉。不单不怕,而且喜欢。中国人讲福、禄、寿。荣誉大概属于“福”这一类。得到荣誉,他人会说这     

自尊心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大抵和自尊心是有关系的。你打了人家的脸,留了印痕,脸这东西又不能捂着藏着,人见人问,或者人在心里头乐,人的这脸还能挂得住     

唐宋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转型

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唐宋之际,保护小农利益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身份地位出现较大程度的提高,法律意义上的良贱界线泯灭.唐宋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不仅促进了国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革,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     

多从利益角度关注“企业人”

近来在很多媒体中都出现了“企业人”这个提法。所谓企业人，就是指正常的自然人为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加入企业，并与企业按照某种契约规定建立了劳资关系之后获得的社会身份。简言之，企业人就是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三者的统一。长期以来，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从职工 “社会人”的身份着手，强调“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尽主人责，出主人力”、“爱岗敬业，多做贡献”等等，方法上一般采用教育、宣讲、典型引路等比较传统的方式；近年来随着西方行为科学的引人，我们又学会了从职工“自然人”的身份出发，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做…     

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论邓小平认识论的显著特色

邓 小平的认识论是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它把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 ,具体表现在 :一、“为什么人”与“如何为人”的统一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经正确地论述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与“如何为人”的问题。他说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８５７页）。并指出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１０９６页）。这实际上是以价值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去评价和规范人们、特…     

利益、心态与身份地位:群体性事件动因的一个分析框架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行为的动因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考察相关理论基础上,依据一些重要案例,文章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和不公心态这两个重要动因,身份地位下降也是利益受损群体参与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益受损、不公心态和身份地位下降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认识和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框架,其政策意义在于,以此为参考将有助于政府预防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科研”幌子下的“利”

有资料表明，在人类的捕杀下，到本世纪 80年代，蓝鲸数量减少了 99％， 鲸减少了 95％。即便如此，就在不久前的 11月 17日，又有 5艘捕鲸船从日本启航，它们的目标是捕杀 440头小须鲸。而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的统计，就在今年的七八两个月，日本就已经猎杀了 43头“布赖德”鲸、 40头小须鲸和 5头抹香鲸。而在 1999年 2月至今年 4月，更有 439头小须鲸命丧日本人之手。 这还是国际公约严禁“商业捕鲸”下的捕鲸数量。而且，每次日本人捕鲸，都需要跑到北冰洋或南极海域，如此劳师远征，说到底，无非是一个“利”字。“利”字当…     

试论工人阶级队伍结构变化与工会工作

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知识结构的变化、年龄结构的变化等,但更重要的是阶层结构或称群体结构的变化。所谓阶层,即是在社会结构中在政治经济地位、权力权利、生活方式及利益关系等方面具有同质性的社会群体层。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身份制”限制的打破,个人发展空间的扩大,利益与权利的重新调整,经济成份多样化等等原因,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了阶层分化。比较明显的如出现了企业家阶层、“白领”阶层、“蓝领”阶层与困难职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在根本利益上相一致,但在具体利益上又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矛     

“公家人”与隐私

一个正常的人,大概都会有点羞于告人的东西,称为隐私。尊重人的隐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记得“文革”时期,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有一种“听壁角”的陋习,每逢他人新婚之夜,就有人潜入壁角甚至藏于床下,偷听新婚夫妇的秘密,次日放肆传播。虽说这给当时极为贫乏的乡村生活添了点“佐料”,但那实在是对他人人格人权的极大亵渎。     

基于道德管理视角的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防范研究简

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发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行为主体“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引发的市场利益和伦理道德的心理搏弈,是“经济人”身份投机冲动膨胀而“社会人”身份道德约束弱化的结果.道德问题要通过道德的手段来化解,道德管理是防范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有效的“防火墙”,商业银行可以在调整银行业价值体系、改造激励和评价体系以及强化职业道德自律等方面展开实践.     

关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探讨

关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合理性”探讨申晓梅随着改革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已成定势。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部份人相对利益和地位的下降，而另部份人相对利益，地位的上升；并且随着分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同地区、不...     

我愿当好这个“磨心”

我已到而立之年了,大小当了个兵头,统率着五十员男女“大兵”。说心里说,在生产车间里,就数咱这个无品位的“兵头”难当了。上头有分厂的头追着赶着,下头得想着法儿让“大兵”们心顺劲足。若是顺顺当当完成了生产任务,上下皆大欢喜,我这“兵头”走起路来也有几分神气。若是哪个地方卡了壳,分厂的头一旦“晴转多云,打几声雷”,下头的大兵若烦了,就会把无名火往我身上烧,我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可不管怎么样,五十来号人的饭碗在咱手里,再烦再难也得干。因此,我就有了个“磨心”的绰号。全班一盘磨,都得围着咱转,有的是“罪”     

年年过年

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使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更加紧密联系。整个国家,也同样需要像家庭的那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一年到头,这“头”字,既是“尽头”的“头”,意味着旧的一年的结束;也是“开头”的“头”,标志着新的一年的来临。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除旧布新的日子,便成为全年众多节日之中最为突出,最受关注,最下力气,最舍得投入的重头戏。中国人不同一般地重视这个年,有其根源。因为我们这个农耕文化的古老民族,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一年的收成丰歉,与天时有很大的关系,惟其仰赖于天,靠天吃饭,所以便特别在意天象,研究天象,久而久之,便有按农事的二十四个节气的农历出现。从年初的立春清明,惊蜇谷雨,到年底的小寒大寒又一年,正好符合了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生产周期。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了,几千年来,历法屡换,节气不变,中国人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     

村民自治与党在农村社区中的领导方式创新

村民自治作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不仅具有独立于国家层面上政治民主的价值,而且有理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所内涵的根本目的;村民自治的根本要求就是由村民掌握本社区的内部治理权;在村民自治的条件下,村级党组织之领导核心地位的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必须转变不适应形势的领导理念、改变传统的领导方式,进行领导方式创新,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包揽到整合、从直接到间接,从依赖权力到注重“权威”、从集权于书记到“让民做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