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分离主义探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风起云涌。与前两次浪潮不同的是,民族分离主义成为此次浪潮的一个主要特征。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对民族国家的权威构成了严重挑战,并且对全球和平与发展形成严重威胁,严重冲击着传统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主权等准则。本文站在客观的角度对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提出治理的对策。     

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秩序建构

地区主义为建构新的地区秩序提供了条件,是地区秩序实现渐进转型的内在动力.在东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地区秩序,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地区秩序建设模式.即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二战前美国主导确立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后,东亚呈现为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这些秩序或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特征,或是稳定、不平等的,或是充满了霸权性以及带有极大的征服性质,当前的东亚地区秩序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影响其演进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中国的全面崛起带来的战略连带性及美国的东亚战略.     

新地区主义视野下的冷战后南亚地区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导致新地区主义兴起.新地区主义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开放性、板块性等基本特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可以为南亚地区整合提供动力.作为一种多边主义形式,新地区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地区范畴内从相互依存与国家合作到一体化、认同与社会聚合的相互作用进程.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推进制度化建设,进行互信建设,南亚地区可以实现合作安全.南亚地区实现合作安全取决于印度对自身在南亚的身份定位及对参与南亚地区合作自我意识的建立.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论东亚旧、新地区主义的形成及其比较

地区主义是相对全球主义的一个国际现象 ,它既是一种理论 ,也是一种实践。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着欧洲、北美、东亚三大地区主义中心 ,地区主义及其发展趋势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东亚地区也先后经历了旧地区主义发展阶段和新地区主义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这两个阶段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不同     

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

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地区主义和体现着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全球化共同形成世界性浪潮,这已是不争的实事。这一似乎相悖的现象,引起了当前学术界的激烈争论。本文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互动的规律的剖析,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之间的互动存在一个联结的桥梁——民族国家。     

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兴起的原因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直接导致了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强烈要求将本民族从现有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分裂出来，以实现“民族自决”、“一国一族”的本民族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分离行径给国家和民族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民族分离主义”辨析

民族分离主义是特定的民族将其政治诉求与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相联系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特殊形式。它的产生与民族国家建构中民族结构上的非均衡性和文化上的非均质性以及民族自决权原则密切相关,但是,前者并不必然生成民族分离主义,而后者在当代也与殖民时代的民族自决具有了不同的意涵。民族分离主义的现实表现和后果更进一步说明,人类应该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     

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试论南亚地区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取向。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滞了地区合作的开展。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进行互信建设,推进制度化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民族主义让位于地区主义？

东北亚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冲突频发之地,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地区。东北亚的安全问题关系到世界局势的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安全。所以,东北亚安全合作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东北亚安全合作在现实中陷入多重困境,本文希望通过地区主义路径寻找突破困境的出路,为东北亚安全合作开启新篇章。     

"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发展模式变革

东亚金融危机显示出EADM不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困境,"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正是东亚经济体对此变革要求的积极回应.旧EADM的变革与创新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对于"外部创造"与"外部市场"的依赖,塑造并保持国际竞争力以及谋求快速、均衡的贸易增长,重新建构地区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能力.     

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新变化:原因及趋势

近年来,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发生剧烈变化: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的建立、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SG)的复兴以及太平洋岛屿发展国家集团(PSIDS)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均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当前以太平洋岛国论坛为平台的地区主义模式。引起这一新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太平洋岛国自主性与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地区主义发展道路。从长远来看,太平洋岛国不会完全打破现有地区主义合作机制,但会逐步推动地区主义朝更加公平、更加务实的方向改变。     

地区主义浪潮陷入低谷

<正>世界范围内,地区主义因为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和美国对那些具有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主义进行打击而注定进入一个历史的低谷如果把地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看作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试探新东亚区域主义

中国始终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与周边国家共存共荣,互惠互赢。因此,立足东亚,积极推进新东亚区域主义,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选择。随着东亚合作的深化,东亚经济圈已然形成,新东亚区域主义已成为东亚各国共识。     

论当代西方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分歧与融和

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是西方政治社会中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精英理论和民主理论相融合,形成精英民主理论,就能使精英理论面对政治现实的挑战。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假设的差异,从而是使其理论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对立,但这种分歧与对立不是绝对的。多元主义将精英主义少数垄断式精英发展到为数众多的精英,使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可以相容结合。     

非洲经济一体化与东亚货币地区主义的比较分析——兼对中非经贸合作的一些思考

非洲经济一体化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具有某些形式上的相同之处,但在实践上和最高目标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作为东亚货币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看到了非洲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并同非洲形成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通过比较非洲经济一体化与东亚货币地区主义,可以让人们去更好地透视非洲经济一体化下非洲国家的内在机能,为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做更多的思考。     

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浅析

当代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其哲学基础和论证方法都是个人主义的.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立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社群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他们强调社群整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理论内容上表现在对自由主义自我观和个人自由与权利至上的批判两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社群主义的批判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没有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基础上,揭示了自由与权利的真正内涵.     

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背景下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重构

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大模式不再截然分野,走向互相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模式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强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模式日益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弊病,必须加以抛弃。我国未来的行政审判模式既不应是当事人主义,也不应是职权主义,而应选择职权—当事人主义,并按照此种模式对我国行政诉讼有关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后果主义与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法哲学思考

道德的缺失,伦理的滑坡成为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每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对道德研究的不同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构成所谓的"哲学"内核。从法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后果主义、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内容以及方法论后果论方面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绝对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试图借鉴外国法哲学先哲的研究理论来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超越

20世纪晚近以来,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双峰对峙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话语。在前者看来,人类实践的依据是绝对化的“共同体”,这是一种思辨的客体形而上学;在后者看来,为人类实践立法的是先验的“自我”,这是一种先验的主体形而上学。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由于它们都在实践之外预设了一个实体化的本体（“共同体”或“自我”）,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两分,因此都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法则既非来自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体”,亦非康德式的“自我”,而是来自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这种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主义重构了人类社会的本体性存在,创建了真正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扬弃了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克服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康德主义）所造成的客体与主体、共同体与自我之间对立的理论弊端,从而能为两者的当代传人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自上个世纪晚近以来悬而未决的论争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家族主义与党的建设

家族主义尽管在历史上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并在现阶段也可作为发展经济的一种文化驱力,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它的惰性。为消除其对党的建设的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主体,以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为两翼同时并举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