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生成逻辑、困境与对策

村干部职业化作为地方政府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挤压下村治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有其必然的内生逻辑。村干部职业化也带来诸如干群关系悬浮化、村治导向市场化、村治方式格式化及村治资源私人化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委员会自治有效衔接,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及重塑基层政府权力体系等措施,坐实村干部职业化机制,真正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资源匮乏地区能人治村广泛出现。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资源要素的地域分布构成了能人治村的时空背景。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相互推动形成互构机制。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对能人治村的形塑过程体现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撬动行政权力,使获得政策资源的村庄加快发展;能人治村对政策实施的反推机制表现在,能人通过有效治理打造亮点示范村,带动政策广泛实施。政策实施主导下的能人治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主导下能人治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能人过度追求治理成效侵害村民权益,治理行政化损害基层民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加强对能人治村的规范和引导,确保其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村干部职业化的内在逻辑及其后果

在资源大量输入村庄背景下,传统以“经纪模式”和“双重角色”对村干部的角色定位有所不足。文章通过对经济发达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内在机理的分析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过程实质是强化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弱化作为村庄保护人的角色。调查发现,在资源输入村庄过程中,村干部为自身利益考虑的第三重角色出现。村干部角色呈现代理人角色和自身角色的双重强化和保护人角色的弱化局面。这给村民自治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严重后果。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村干部的职业化：原因、效果与限度——基于上海市远郊农村的调研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理解上海远郊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上海远郊村庄治理逻辑的梳理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是村庄内生发展的需求、厚重治理资源的依托和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倒逼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并且塑造了上海农村的规范治理形态。但是，职业化意味着“简约治理”的失效和政府行政治理的深度卷入，它虽然顺应了“大都市、小农村”的复杂治理定位，却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成本。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慎重推广村干部的职业化建设。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行政化与村民自治能否兼容？——一个基于“内部人控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利用内部人控制理论对村级组织进行的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村庄内部不缺乏监督制度，但从实际效果上看，村庄治理结构中存在内部监督失效的可能性。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把村干部作为政府官员来管理了：在再造村干部激励系统的同时，还重新设计了监督约束机制，包括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巡查制度在内的反腐制度开始向基层延伸，村干部退出机制也在探索中。在传统农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模式所依存的经济、社会基础正在成为历史。发达地区“有限村治”的尝试表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对立的思维。     

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

厘清村干部角色特征是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实践状况的切入口。村干部角色实践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存在很大差异,至少形成政府代理人、村庄当家人和经营者三种村干部角色类型,表现为行政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个人主导型三种村级治理模式。村干部不同的权力取得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是村干部角色类型的重要型构机制。村干部角色的特定偏向使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不同面向的实践异化,造成国家、村庄以及个人三者利益的失衡,由此构建的是一个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秩序和治理秩序。针对村民自治制度实践中的不同问题,地方政府应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村民自治回归其本义。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创新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

创新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建立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协调机制、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村干部的激励机制 ,村民管理的互约机制和“乡政村治”的衔接机制 ,探索社会秩序协调运作的农村政治工作的新型治理模式。     

“引领者”、“当家人”、“经营者”：富豪村干部角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能人的崛起使农村基层治理出现了富豪村干部治村的现象。富豪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会执行国家意志，但并不是国家的忠实代理人；作为社会人，是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但作为理性人，又会成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富豪村干部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不同的宏观形势和微观情境中扮演乡村社区的“引领者”、村庄真正的“当家人”、村庄的“经营者”等多重角色。     

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兼评"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

"在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下,村干部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当下乡村治理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村干部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村干部行为的合法化问题.但是,从制度安排来看,既有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而"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建立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在对当前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后,提出了采取"国家财政拿一点,集体经济出一点,农民群众负担一点"的办法来解决村干部报酬补偿问题的政策设计.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之间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宪法赋予村民以自治权,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实现村民自治去行政化从而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是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嵌入治理: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完善,至今已经完成4批下派驻村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文章通过建构"嵌入治理"模型来解释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的现实有效性和合理性,认为"嵌入治理"模式是对村民"自治失灵"的有益补充,在当下我国农村能够产生较好的治理绩效。但是,下派驻村干部工作机制作为一种特殊主义的"嵌入治理"模式,不能随意扩大适用范围,要注意其自身适用和约束条件。     

农村党建嵌入基层治理——以杭州余杭区丁河村“党建+”引领议事协商为例

如何探索和丰富在党建引领下促进基层议事协商的模式、范围、内容及形式,已成为当前农村社区民主协商建设的重要课题。杭州余杭区丁河村进行的"党建+"引领民主协商机制探索正是二者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以大党建、大治理为统领,严格实行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注重村干部带头,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有效解决基层治理、民主协商的难点、热点问题。丁河村实践表明,党建嵌入基层治理要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议事制度建设,需要在议事制度建设中强化党建工作,进一步拓展"党建+"的内涵,为村庄和谐提供保障。     

利益密集型乡村的富人治村逻辑——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

农业税费取消后,全国各地不同程度都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事关农村基层组织如何建设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D镇为个案,总结和提炼因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而催生的内生利益密集型地区富人治村的治理逻辑。D镇富人治村的生成机制在于村庄社会弱关联与阶层分化、民主选举的合法渠道和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富人治村的治理机制在于精英俘获与体制吸纳社会、村庄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强政府-强社会-弱社会三层治理结构,富人治村改变了基层组织的性质。     

乡村“三治合一”的内部关联与治理目标探究

乡村振兴是党在新时代提出的重要战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在推动乡村治理格局走向优化的过程中是"一体两翼"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是村民自治的辅助治理手段和工具。在"三治合一"的治理体系下,应当通过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以德治建设助力乡村法治建设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的治理目标。     

集体经济缺失村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思考——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以H村为例分析集体经济缺失的村庄如何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在分析中发现,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较强的村庄社会关联使村干部能顺利地从村庄提取资源,而压力型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层政府的自利行为,并促使基层政府积极与村干部进行互动,从而在集体经济缺失的村庄实现公共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