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贩卖毒品罪基本理论问题的若干思考——兼与高艳东同志商榷

我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如何理解“贩卖毒品”有着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是指为销售而非法收购毒品或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第三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其实质是有偿转让,包括专卖与交换,不管是先买后卖,还是先卖后买,也不论是批发还是零售。以上观点为我们探讨贩卖毒品行为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贩卖毒品罪“贩卖”二字的真实含义

贩卖毒品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但是对于"贩卖"二字的理解则各有各的不同。综合归纳,人们的观点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角度是从是否要有牟利为目的进行分析,一个角度指是否既要买进又要卖出的才叫贩卖。贩卖毒品一词的"贩卖"在目的性方面必须是有牟利目的,在行为方式方面可以是"买"、"卖"或者"买进后卖出"。     

试论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各方责任认定问题

警察圈套和诱惑侦查从基本含义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区分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另外,诱惑侦查中各方的责任的认定是诱惑侦查中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理性与情绪之间——读《贩卖毒品罪研究》有感

《贩卖毒品罪研究》以法益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就贩卖毒品罪的侵害客体、构成要件、犯罪形态、刑罚适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运用抽象危险犯理论对贩卖毒品罪的本质进行重构，并对现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的一些误区进行了细致的辩驳和探究，对于重构贩卖毒品罪理论体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贩卖毒品的控制下交付若干问题探析

控制下交付是打击贩卖毒品犯罪的一种有效的秘密侦查手段，目前这一手段得到了众多国家的肯定。在毒品的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剧下，我国也深受毒品危害，虽未在法律上规定控制下交付这一手段，但在实际中却得以运用。目前，由于对这一侦查手段理论探讨的不足和法律规定的缺失，贩卖毒品的控制下交付手段的运用遇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很多困境，因此我们应对这些问题进行关注，以切实为公安执法实践服务。     

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无论在油区还是非油区的输油管线路过地,采用切割、打孔、撬砸、拆卸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而进行盗窃油气的刑事案件呈现上升趋势,这不但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也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在于对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构成及相关问题的理解不一致。本文试图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就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认定中容易出现分歧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论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贩毒案件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贩毒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比较困难 ,证据获取途径窄 ,为此 ,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中获取的证据有哪些能被法庭采用 ,从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拟从一是目前贩毒案件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贩毒案件的认定 ;三是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中的认定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论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的认定

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学者们提出的一些认定标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有必要对这些标准进行理论上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中的操作规则。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认定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作为单位犯罪 ,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在实践认定中经常引发一些争论。比如 ,混合制公司、单位的内设机构、部门等能否构成该罪的主体就存在较大分歧。对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体进行深入分析 ,将有助于该罪在立法与司法上的统一与完善。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问题

寻衅滋事罪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当中不断落实的一个结果,代表着刑事立法技术的不断发展,但是同样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罪名将各种对社会产生危害的行为都纳入自身的管辖范围内,其原始的目的是确保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但却事与愿违。由于这一罪名的表达较为模糊,所以人们逐渐也丧失了对于这一法律的预知性,由于这一罪名的界定界限不够严格,所以其逐渐处于无形的辖制当中。在近些年以来,各种与寻衅滋事罪有关的案件经常出现,因此这一罪名的司法认定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期货内幕交易、泄露期货内幕信息罪的认定与侦查初探

期货内幕交易罪是1999年刑法修正案新增加的罪名。对于这种新型的犯罪,理论对之研究还很不深入,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了更好的推动理论研究,指导司法实践,文章对本罪的认定与侦查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论洗钱犯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洗钱犯罪认定是侦办此类案件的关键.对此应从几个方面认定,即洗钱行为认定;主观故意的认定;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认定;洗钱犯罪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界定;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本人实施掩饰、隐瞒其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行为的认定;收受上游犯罪分子赠与的行为认定.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规制行为类型理解有局限、"违法犯罪"认定过于宽泛、部分罪量事实轻描淡写、此罪彼罪的区分标准不统一的误区,使该罪面临被轻易且过度适用而成为新的"口袋罪"以及定罪量刑上失准失衡的风险。应在认知上明确:一是该罪规制的行为包括相应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相应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以及一类新增犯罪共三类行为;二是对该罪"违法犯罪"罪状的理解应坚持限缩解释立场,切实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将其限定在已经构成犯罪或者"可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范围内;三是但凡出现犯罪竞合时,均应以更严重犯罪定罪处罚。在制度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对既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整合清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     

强迫交易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探讨

强迫交易罪是新刑法典规定的新罪名,对于其构成特征和司法认定,学界和实务界还存在不同认识。本文通过对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商品、服务”等词语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对本罪司法认定中的难点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代购毒品出罪的困境与出路——以两个“毒品会议纪要”为切入点

为弥补《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2015)对代购毒品含义的认定模糊及出罪功能宽泛而导致的打击漏洞,浙江省级公检法机关联合出具会议纪要对代购毒品的含义及出罪功能予以限制,但此举却落入了毒品犯罪打击面过大的窠臼。问题的根源为:牟利是否为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以及牟利的含义如何把握。将贩卖毒品行为解释为以牟利为目的,实施毒品与货币交换,或为了实施上述行为而购买毒品,同时将牟利限制为牟取金钱、财物等物质性利益,据此,代购扣心、以蹭吸为目的而代购毒品的行为均应定性为贩卖毒品罪,对未牟利的代购少量毒品行为作无罪处理,同时将未牟利的证明责任置于代购人承担。     

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解决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存在的分歧,应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立法本意,科学界定刑法上“爆炸物”的范围;二是针对目前关于“非法储存”的规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的争议,深入分析,提出认定“非法储存”中应遵循的原则;三是通过对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未完成形态的分析,形成对未完成形态认定的正确方法;四是结合实践中易混淆的情况,对本罪与他罪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本罪与他罪的认定界限。     

“以贩养吸”型毒品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的认定

以贩养吸是指吸毒者通过贩卖少量毒品获得利润作为其吸毒经济来源的毒品犯罪类型。贩卖毒品的核心是出卖。以贩养吸人员运输毒品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能成立运输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从以贩养吸人员的住所、车辆等查获毒品,数量较大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原则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以贩养吸人员身边或者其住处查获的毒品与贩卖的毒品数量之和明显少于其购买的毒品数量的,对去向不明的毒品,应当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以就其被查获的毒品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认同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采取的事实推定方法,也应当严格限制适用范围,以免轻罪重判。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的侦查与认定——以“杭萧钢构”案为例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是一种典型的证券犯罪。由于行为隐蔽、专业性强，实践中对于该类案件的侦查和认定存在一定困难。本文以“杭萧钢构”案为样本，在剖析该罪犯罪构成特征的基础上，对其侦查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