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学的时代特质与品性追求——以小品文为例

晚明小品文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文学和济世文学,它是一种带有商业气息和都市嘈杂的休闲性文学。都市生活的嘈杂,并未影响到晚明文人对于生活、对于文学闲适韵味的追求,晚明文人内心对自娱闲适的追求,使其笔下的小品文在世俗喧闹中透出了静默雅趣,这种噪中之静既有儒家的冷静,也有佛家的禅静、道家的虚静,可谓有静有噪,静为噪君。文人求闲,是当时畸形的自由空隙间的产物,也是对畸形政治的一种软叛逆,减少或缓解了当时文人的不安和焦虑,也促成文人追求心灵的自适成为一大时尚。这看似与当时文人放荡不羁的世俗生活相悖,却正是晚明文人对心灵宁静的追求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传统文人追求品性、思闲静的身心体验,是中国传统文学静态特征在晚明的延续。     

《汉口商业简史》 书写江中之城的百年繁华

正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各大城市,以"大"称之的,除了大上海,就是大汉口,无城出于其右。但对于汉口以"东方芝加哥"时代为代表的商业辉煌,只在民间人士描摹昔日盛景时留下兴奋而斑驳的片段。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听到了汉口久远的呼吸和脉动,看到了汉口是怎样走到了今天。2017年8月29日,《汉口商     

论清末(1894～1911年)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正> 近代史上,对外贸易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要形式.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汉口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进入了自开埠以来的黄金时代,被纳入了半殖民地的经济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不久,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就看中了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商业重镇汉口.1860年《北京条约》强迫清廷开汉口为商埠,并占有了长江通航权.接着觊觎宜昌、沙市,于1874年和1879年相继开为商     

地方文献中的清代汉口城市社会

明末清初,汉口以其繁华的商业著称于世,号称"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附庸风雅的江浙商人为昔日汉口的繁华市井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记载。范锴的《汉口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详细记述了清代中叶汉口地区的地形地貌、人口构成、基层行政、商业文化、社会风习、岁时节令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汉口城市社会的全景画卷。     

汉口历史上的商业辉煌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这优美的诗句出自于唐朝大诗人李白,而被他称誉为“江城”的则是包括了汉口、汉阳、武昌的武汉。 武汉是大自然造物主撒落在江汉平原上的晶莹宝玉、镶嵌在长江边上的灿烂明珠,她是一座龟、蛇对舞的美丽城市,尤其是其中的汉口更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名城。 古代汉口:四大名镇、天下四聚 到过汉口的外国人常常赞叹武汉是“东方芝加哥”以此说明武汉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繁盛的程度。中国人则赞武汉的汉口为“明清四大名镇”,“天下四聚”。所谓“四大名镇”即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和湖北汉口镇。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集镇勃兴,城市发育而“四大名镇”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天下四聚”则是指北京、苏州、佛山、汉口,“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就是说,“四大名镇”也好,“天下四聚”也罢,都少不了汉口,由此可见“汉口”在明清时其商业、流通的繁盛程度及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中的     

冯梦龙文学的士商关系及其成因解析

＂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小说主要描绘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状况,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三言＂中文士和商人的关系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追求,彼此进入了对方的生活领域。造成这种士商关系的原因主要在于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所具有的时代特点,从＂三言＂中审视明代士商关系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明代文人的特色,让我们能更为清楚地认识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和商人的情感世界,更深刻地理解明代文人和商人的人生价值观。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创新——基于近代汉口社会管理模式的研究

中国当前社会管理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社会管理模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所以必须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创新不但要学习西方管理经验．更要汲取本土社会管理实践的营养。近代汉口不但创造了历史上中国的商业奇迹．也形成了以社会自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近代汉口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管理中功能的发挥将会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良好的借鉴。     

刘勰论两汉文学(续)

二、“五言流调,清丽居宗”——汉代的五言诗两汉文学中,赋体为宫廷文学的主要形式,作者都是士大夫文人。由于大多数作品内容上的空虚贫乏,文字形式上的艰深晦涩,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形式逐渐为人们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的五言诗。这种诗体,继承了《风》、《骚》的传统,又从民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旦形成,便在汉魏文学史上占有统治的地位。关于五言诗的产生、形成,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五言诗盛行于魏晋南北朝,但汉代是它产生和形成的时期。因此,研究汉代的五言诗,就可以看到五言诗的来     

元代包公文学与元代吏治

元朝的包公文学的繁盛,与元朝的社会现实和元杂剧的繁荣有关。元代的社会现实只是产生包公戏的外部原因,公案文学的发展和元杂剧的繁荣则是产生包公戏的内部原因。从外因上看,是元代吏治黑暗、百姓有冤难诉造成的。从文学自身发展来看,元以前的公案作品,为包公戏提供了可借鉴的内容与技巧。而元杂剧的兴盛,又为文人关注现实,发泄郁闷找到了最合适的文学样式,杂剧作为视听文化,无论从技巧和效果上讲,都有利于表达巨大的心灵震撼。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

地理环境是文学活动发生、开展的物质基础与空间存在,文学与空间之间有着无数的纠葛、纠结、交织及多重复杂关系。每一位作家一生都匍匐于大地之上,从年幼时以家乡为起点,到青少年时游历、游学四方,再到成年时定居或漂泊某地,他们始终在认知与感受地理空间、了解与体悟地方特性、依恋与眷念故地,由此产生一种"地方感"。地方既给文学提供审美关照的对象,又给文人提供了情感触发的物质机缘。由于人类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文学对地理空间的精神体验、对地方的感知、对故土的依恋之情就无处不在。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百年侠义文学研究史略

"侠"曾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社会群体,其独具魅力的精神文化内涵深深吸引着历代文人的目光,创作出无数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对侠义文学的系统研究是从清末民初之际才逐渐兴起的,百年来,学者对侠义文学作品、侠义文化精神褒贬不一,除了个人因素,社会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综观百年研究史,可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建国前为第一次兴起阶段;建国到文革结束,对侠义文学的批判导致研究的沉寂;80年代,研究再次萌兴;90年代,各类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形成研究的高潮;21世纪至今,侠义文学研究热潮回落,同时也进入纵深发展的成熟期。回顾百年研究历程,既是学术上的总结,也是对社会生活变迁的体察,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侠义文学与中国俗文化的关系。     

当下文学的转变与精神发展——以"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崛起为中心

今天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迅速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是新的消费意识和新的公民意识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受众和作者基于自助文化紧密合作的结果.这当然更是整合后的"公民消费者" 带来的新的精神生活样态.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也为文学在"新世纪文化"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文学伦理批评的建构

西方社会正沦陷于以货币为胶合剂的商品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基础因而发生了巨变和错位,西方文学场同样未能幸免。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功利心态造成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质疑,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的人文精神意识开始变得淡薄,终极关怀开始走向衰退。如今,文学批评陷入一种对伦理道德问题视而不见的伦理危机的境地,当下的文学评论者不愿意公开讨论伦理道德问题,不愿意正面地分析作者以及小说中人物的道德价值观。这种文本的道德观念和作者的道德立场分析处于缺位的状态是一种"价值伦理"与"程序伦理"的分庭抗礼。针对文学批评的"失魂"现象,重提文学批评伦理问题,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文学发展角度看文学社会学

<正> (一) 前一个时期,我国文学界提出“纯文学”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只应表现“纯感觉”的模糊情绪,“非理性”的内容,其本质只是一种“纯语言技巧”的运用问题。似乎唯有这种“纯文学”,才是文学自身,才具有真正文学的品格,除此之外,则都是一些不理想的、低层次的、含杂质的次等品。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复归“纯文学”,建立一统天下的“纯文学”理想国,应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所谓“纯文学”观念,既否定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     

一位美国学者研究汉口的两部著作

一位美国学者在10多年前出版了两本研究晚清汉口的著作。这位学者名叫罗维廉(Willian.T.Rowe,另译作罗威或罗·威廉),现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知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作博士论文时,开始把晚清汉口城市研究作为选题。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他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于1984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五年     

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

近些年来，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海外大搞“台独”。不仅猖撅于政坛，也把黑手伸向文学领域，试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以便最终实现他们脱离中国的罪恶目的。但是，这样的行径是不可能得逞的。且不说政治经济、历史沿革等其他方面，仅从台湾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可看出海峡两岸有着风习相近、感情相亲、文化同根，血脉同源的密切关系。     

手机对当代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信息时代手机与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息息相关.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手机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发展.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文章尝试从高等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来解决手机对大学生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趋利去弊,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纯文学”隐藏的非文学因素

正当下,有些现代诗人倡言纯文学。"纯文学",顾名思义,是消除社会意识的纯粹文学。诗是言志的作品,这种"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出现过。诗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一切生活需求均受社会供应,纵使归隐山林仍脱离不了社会关系。即便历代某些混淆时期的遁世文人,类如"竹林七贤""扬州八怪"等等,仍持守知识分子的本色关怀社会。可以说,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诗人不可能写出"纯文学"作品。诗人因天赋的个别差异,对创作题材的选择、旨趣的倾向和写作的模式,各有自己性格的特色,文学领域便有了丰富多样的诗歌。这本是极其     

“弃儒就贾”与明代平民文化的兴盛

十六世纪的明代社会,"弃儒就贾"的风气日益显著,个体生活的需求开始受到重视,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崇商"的意识和氛围。商业文明使平民化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多元,以商人和平民阶层作为主要消费者的文化市场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商人在平民文学和世俗文化中的形象和影响也趋于正面化,为弃儒就贾、士商相混的明代社会作了生动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