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改革与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度了1980-2007年电信改革前后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并使用包括中国在内部分APEC地区电信运营企业的微观数据,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和动力。研究表明：电信改革推动了中国电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于电信技术进步,而电信技术效率的停滞和退步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势头;＂减员增效＂将是下一阶段提高中国电信业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捷径。     

中国汽车行业生产率悖论问题探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利用我国汽车行业三年数据按所有制、所在地区、出口行为、加工产品类型等加以探究,结果表明,我国汽车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生产率悖论问题,但地区和产品差异并不能有效解释这一现象.另外外资企业对于不同产品类型有不同的结论.     

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研究

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31个地区2004—2009年期间农村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来看,我国农村文化产业还处于增长阶段,技术进步动力不足。     

诱致性技术进步下的农业生产率增长——中国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回顾近十年我国农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几何模型分析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要素和土地要素更加稀缺的情况下,农业诱致性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并利用2001-2011年的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投资和政府支农是推动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兼对"生产率悖论"的再检验

人工智能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式.本文阐释了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对生产力悖论进行了再检验.结果 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我国制造...     

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式——基于1952—2006年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我国27省的资本存量和Malmquist指数，结果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滑。改革开放后，这一趋势在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中、西部相比，全要素生产率最低的东部地区却拥有很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这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更多地是依赖于资本要素的积累，而非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地方政府消费的收敛性研究

本文以动态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分析政府消费收敛性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中国1978—2004年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均政府消费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人均政府消费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论生产率悖论

本文探讨了Solow悖论——计算机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分析了信息技术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提出了今后生产率理论研究的方向。     

中国企业过高依赖国际市场的原因——基于非生产率的分析

过去30年外贸带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企业过高的国际市场依赖在现阶段国际国内环境下不利于我国外贸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影响我国企业热衷于选择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除了新贸易理论提到的生产率因素外,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发展水平、行政性垄断、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非生产率因素也是影响企业出口转内销积极性的主要原因。     

海峡两岸农业生产率比较研究——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1995—2009年的海峡两岸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分析了其时序增长和差异演化趋势。结果显示：虽然两岸农业生产率增长差距缩小,但增长的动力源不同,两岸农业增长方式仍存在根本区别。另外,大陆各省份吸引台商农业投资状况是导致其区域农业生产率不平衡增长的主要因素。未来,大陆应进一步密切两岸在农技创新和推广上的合作,加强两岸农业合作组织间的交流,同时引导台商在大陆农业投资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我国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资本在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的测算发现,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始终高于城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且差异不断增大,这与现实中农村资金外流的矛盾说明我国城乡之间的资金流动效率是低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知识溢出约束下中国OFDI的母国生产率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主要依赖于逆向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在知识溢出约束下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带给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在生产率研究框架中以三种方案纳入知识溢出约束后,结果显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促使中国实现技术进步并最终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是直接反映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逆向知识溢出效应越大,生产率提升越明显,且只有到发达国家开展知识寻求型OFDI才能显著促进中国生产率提升。     

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提高初探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管理挑战之一。知识经济已在沿海一些发达城市初步呈现,知识工作者的比重显著上升,对他们的管理也日益受到重视。因此,要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要适当下放决策权限;建立弹性工作制;全方位考察劳动生产率;使用360度绩效评估来促进知识共享;创建学习型组织。     

知识生产率取代劳动生产率质疑

“知识生产率将取代劳动生产率”是一错误观点。知识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客观存在于任何经济时代,它们既不会消失,也不会相互取代。知识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经济时代的效率标准,在不同的经济时代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只存在谁更重要的问题,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提高知识生产率要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重,但主要在于提高知识生产率。     

湖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其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

本文运用索洛残差法，选择C-D生产函数，通过对1978—2007年湖北经济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估算了湖北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分析表明，在1979和2007年间湖北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且年均增长率大约为1．63％，全要素生产率对湖北经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大约15．6％，按照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可将湖北经济发展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现阶段应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外包对我国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分析了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均为正,并且交互效应较明显;就制造业生产率而言,服务外包的影响要大于制造外包的影响;就服务业生产率而言,制造外包的影响要大于服务外包的影响。这一结论为大力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发展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双碳”目标下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特征和核心要素研究

按地理地貌细分区域,选取绿色全要素投入和产出指标,对产出碳排放量测算,运用SBM模型和GML指数,对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再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选取技术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等指标对影响湖北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要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双碳”目标下,湖北省年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时序看呈振荡波动变化状态,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差异特征显著,且机械化程度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核心要素决定着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综合核心要素及区域差异特征分析,建议提高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加大农业技术创新力度,以要素减量增效为重点,降低农业碳排放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策略全面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及其实证

知识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以索洛余值法为理论基础,估算出我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我国工业企业品牌竞争力100强(2000-2013)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探讨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知识资本投入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且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相关性,生产率与自身知识资本积累显著正相关,国内外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减弱。同时,知识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技术效率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1979-2007年湖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基于湖北省1978-2007年物质资本存量,对1978-2007年湖北省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计算了湖北省1979-2007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认为,物质资本投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起明显作用,湖北省人力资本投入时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湖北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