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定量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当前中国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的公平感及其影响因素。根据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文对公众的（不）公平感进行了测量,并检验了学界主流理论对公平感形成机制的理论阐述。研究表明,大多数公众对收入分配具有较高的不公平感。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社会比较理论和参照人群理论更能解释公众公平感的差异。     

城乡青年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的数据,描述分析城乡青年阶层认同的现状与特点,然后借助3个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整体青年、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际拟合,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当代青年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数据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阶层流动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阶层流动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交互效应来看,社会阶层没有产生调节效应;阶层的向上流动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资本对当代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同时,从"先附—后致"视角对青年社会治理效能感的现实分析认为,在青年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后致性因素不断强化,青年群体社会资本水平不断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感得到提高,而效能感的提高反过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社会治理行为,两者之间产生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正向关系。     

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的数据,对中国技术工人的主观阶层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技术工人整体认同的社会阶层为“中下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户口类型、个人年收入、职业资格等级、父亲职业、家中藏书量、配偶年收入、对生活状况变化的判断等变量.其中,个人年收入对技术工人阶层认同的影响最大.     

国有企业工人的阶层地位自我认同研究

国有企业工人作为我国产业经济的主要力量,在中国的社会阶层的结构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根据2001年对湖南、湖北几所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关问卷调查,从国企工人在整个社会中阶层地位自我认同、国企工人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阶层地位自我认同、国企工人在企业内部的阶层地位自我认同三个层次来考察当前社会国有企业工人的阶层地位认同状况。     

职业解构视域下青年中间阶层的社会想象与认同

对中间阶层的探讨一直以来是相对于上层和下层进行比较而研究的,而对中间阶层内部混杂成分和多重认同的探讨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职业类型角度探讨青年中间阶层的社会想象与认同发现,他们总体上对社会的认知是较为一致的,都较为认可当前的中国社会类型为金字塔型,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社会;他们的高消费现象并不显著,青年教师和青年公务员都有较少的休闲心态和较高的焦虑心态;青年教师更能看到社会冲突。总体而言,不同职业类型的青年对于社会认同、阶层认同、社会公平、冲突等看法大体是一致的,但仍存在一定差异:青年教师在各方面无疑都是更具批判性的,而青年公务员则相较为认可社会的公平和合理程度,青年白领则处于中间状态。     

就业质量、相对剥夺感与农民工的地位层级认同

本研究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农民工的地位层级认同为研究对象,首先考察农民工的地位层级认同状况;然后分析就业质量、相对剥夺感对地位层级认同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的地位层级认同呈现"上偏型"倾向,并且这种偏移具有"中间化"的趋势;第二,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是就业质量的基础,稳定的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其地位层级认同;第三,就业质量对地位层级认同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劳动分配和谐"程度对地位层级认同具有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体面工作机会"获得对地位层级认同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地位层级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异质性"城市居民比较的相对剥夺感,更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较低的地位层级认同;第五,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在就业质量对地位认同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抑制性调节效应,与不同参照群体比较的相对剥夺感,其调节效应存在代际差异。     

“城中村”村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调查

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小庙村的村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的考察,发现村民认同的社会阶层主要为中下层及中层;回归分析表明,影响村民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有性别、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有产权住房数量"、"是否有小汽车"等变量。村民主观阶层认同标准集中于财富类变量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     

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的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普遍偏低;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城乡居民的性别、生活所在地、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相对经济地位、总体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条件等因素都对其阶层自我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社会文化对青年夫妇家庭角色认同的影响

社会文化通过家庭、教育等多种途径对个体性别角色社会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青年夫妇家庭角色的认同.认清中国当代青年夫妇家庭角色认同的特征.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对于构建和谐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影响因素分析:代际传递视角

本文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运用地位获得模型与家庭系统理论,采用序次logit模型,对未成年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父母对子女的法律教育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越多,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越强。父母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法律教育越多,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越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只有父母的教育程度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律意识有显著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研究：一项二手分析

对基于安徽省四市九县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成果作二手分析,结论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与其实际居住情况不甚一致,这种不一致来源于出身家庭至上的价值观念及是否分家等现实制约。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往往与代养者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有所冲突,而“留守”处境中的居处复杂及认同歧异,其复杂程度不可小视。其警示意义在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措施,如果不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着手的话,也许其效应就要打不少折扣。     

农地流转模式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一个阶层分析的视角

农村土地流转存在分散式和集中式两种类型,流转方式的改变会重组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研究发现,分散式农地流转催生新中农阶层,该阶层构成当前农村社会生活和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集中大规模流转则将新中农阶层推向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速农村精英流失,使社区公共事务和村庄治理丧失积极分子,农村社会秩序维系及其接应国家政策的能力面临困境,农村社会稳定受到影响。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分散式流转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通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支持、保护和引导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主观阶层认同、非农收入与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实证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全国性CGSS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依据,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剖析,并得出结论认为:(1)中国的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区别较大,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阶层的比率反倒大于城市居民;(2)影响认同阶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即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决定了认同阶层的归属;(3)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打开了农民阶层进入工人阶层的通道,但城市上层阶层的开放性特征尚需提高;(4)从阶级阶层的代际继承上来说,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有机会进入非农阶层就业与生活。中国正逐步从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城市市民为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也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同时,逐步增强城市社会的融合能力,使进入城市社会的新阶层有更多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

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观绩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学界也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文化价值观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以广州青年中间阶层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参与行为以及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在统计上并不影响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而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和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对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政治文化价值观认同比后物质主义主观绩效评价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力。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在青年中间阶层已奏效不大,青年中间阶层的政治信任已超越了物质性的维度。随着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增多,如何处理依法办事、实现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放慢之间的张力是政府需要关注的课题。     

农村青年政治认同研究——基于湖北五县、市(区)调查分析

对政治系统的稳固政治认同是农村现代化的基础。目前,农村青年政治认知表现在对党的农村政策评价较高,对农村村委会和村干部缺乏政治信任,政治参与度低,也缺乏政治效能感。建构农村青年的政治认同,需要建立民生政治和政治参与机制,注重网络对农村青年的政治认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