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由于历史背景、立法精神和逻辑起点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存在差异。我国人权宪政机制的整合需要完善国内宪法,发挥解释机制的作用;签署或批准公约时声明保留;正确处理我国宪法与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效力问题;人权原则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及中国人权战略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虽已发生重大变化,但二者始终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主权依然是人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人权依然对主权发挥着促进和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制定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中国人权战略。     

中国签署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背景及意义

中国于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国际人权两个公约。这是中国为实现联合国尊重人权的宗旨和原则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在中国及世界人权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举动再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认同人权问题上的共同国际准则的态度以及中国重视开展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诚意。它有利于进一步健全中国的人权保障机制和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中国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以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为例

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制定和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一系列规范和监督机制,对于人权的保障和推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和国内人权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实践也经历了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对话与合作的转变,而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建立,则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整体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利用这一平台树立了新的国际人权形象,加强了对国际人权监督实践的参与,进一步提高了国内人权的保障水平,并提升了自身在联合国人权保障制度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人权立法完善

中国政府迄今已经签署和批准加入了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多个国际人权公约,但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仍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我国人权立法状况在近20多年来已有明显改观,但仍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层面加以革新,或创制或修改或废除,以实现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完整对接,为履行国际人权公约义务奠定制度基础。     

国际人权问题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战后，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利益需要，赋予人权以新的内容，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人权观不同的特点，而赋予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实践人权的根本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维护和实行社会主义人权。中国坚持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积极谋求现代国际人权的实现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海外华人人权保护问题——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海外华人人权屡被侵害的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问题，应当参照国际刑法准则，参照我国签署、加入并施行的国际公约，修订我国刑法规范和其它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人人权。     

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

本文采用了规范社会化的研究视角,将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考察国际制度规范,特别是国际奥运会的规范如何影响北京的国际化进程。从政策、制度安排和行为三个维度,通过逐一考察在媒体运行、环境保护、商业文化、志愿服务和场馆建设五个领域,北京在奥运会前后接受并内化奥林匹克制度规范和规则的情况,也可以体察和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演变方式。研究表明,奥运会极大地推动了北京的国际化进程,北京的国际化进程是以主动接受并积极内化国际规范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同中国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国际体系,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自主方式是完全一致的。     

论中国道路的自主性特征

道路的自主性是指不受国内外压力和干涉自由地选择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自主性可以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外在特征,也表现为历史主体的内在心理特征,同时还表现于国家之间基于自主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自主性是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自主性,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都是空话。中国道路的自主性特征不仅表现为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外在特征,也表现为主体自主选择的内在主体特征和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道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中国人自己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性实践,因此中国道路包含鲜明的自主性特征。自主性特征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成功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发展道路,渊源于自主性特征的可塑性、开放性、进取心和一致性是中国特色理论和制度永葆生机的精神实质,这种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已经而且必然会进一步带领中国走向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实现中国梦。     

试论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问题因其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而被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和重视。本文试图从人权的产生及保护角度,论述国家在人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中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主权规范传播与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实践视角

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化理论强调文化匹配是国际规范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前提,而对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社会学的行为-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这三个前提出发,提出了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追踪翻译实践参与主权规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存在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冲突,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出现文化不匹配的背景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作为翻译实践的不同文化取向,归化策略的运用促成了主权规范的本地化,异化策略的运用则促成了主权规范的社会化,从而实现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近代主权观。     

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农民人权的实现

新中国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来说,就是中国农民的人权不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领导我国农民不仅争得和巩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而且拓展和完善了广泛的发展权利,有力地保障他们翻身解放、劳动致富、当家做主。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人权保护具有国际性的一面 ,但主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人权国际保护的实现以国家履行其国际义务为前提 ,国家主权对实现人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对人权的保护 ,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 ,以促成国际合作为主要手段 ;总之 ,要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人权的国际保护。“新干涉主义”践踏了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对人权国际保护和国家主权构成严重挑战 ;中国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则对正确处理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提供了范例。     

国际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进入21世纪以来,接连的恐怖袭击给世界许多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世界反恐局势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阶段。恐怖主义的危害在于对人权的巨大威胁,而当前各国在反恐过程中却未处理好反恐与人权的关系,反恐行动本身反而损害着人权。实现反恐行动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是反恐行动的应有之义,也是世界人权发展对世界各国在反恐领域提出的基本要求。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因而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广为瞩目的中国崛起现象。中国的崛起正在给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之核心,在于中国如何对待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本身始终处于变化、发展过程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面临着国际规范变迁这样一个主要由西方构建出来的社会事实。人权、民主等原则被认为是国际新规范或新文明标准的重要内容,中国不得不选择应对国际规范变迁的政策,而中国的政策选择会极大地影响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死刑废除论的根据——过度“人权规范”批判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的论证,无论是保留的观点还是废除的观点,其内容都已毫无生气。如果从人性角度出发,死刑就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因为死刑制度源于人类社会的人伦基础。但是,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并非等于死刑适用的正当性,存在的正当性是应然层面的认识,而适用的正当性是实然层面的认识,必须经过对死刑存在正当性的限定,死刑才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以“人权规范”作为死刑存在与否的真正基础是不妥当的。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显然会推动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我国学者在具体论证这一命题时主要从一国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阐述,而较为忽视人权的行政保护、国际保护等方面。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者仍然固守着关于人权的传统分类,而没有考虑人权的综合特征。新的人权分类从国家的人权义务的角度对人权进行分类,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这一分类更重视人权的现实享有,但是这一分类主要着眼于人权的国内因素,而没有考虑人权的国际因素。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来说,人权不仅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关心的事项,因而关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发展的问题,从人权的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以及国际保护等方面可以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死刑废除论的根据——过度“人权规范”批判

关于死刑的存与废的论证,无论是保留的观点还是废除的观点,其内容都已毫无生气。如果从人性角度出发,死刑就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因为死刑制度源于人类社会的人伦基础。但是,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并非等于死刑适用的正当性,存在的正当性是应然层面的认识,而适用的正当性是实然层面的认识,必须经过对死刑存在正当性的限定,死刑才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以“人权规范”作为死刑存在与否的真正基础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