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知识积累离不开价值支撑,也不可缺少道德关怀。本文通过对政治思想史中审慎原则的挖掘,首先提出了这一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内涵,即适度、理性和节制。审慎原则的理论启示在于:国际政治也是一个复杂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审慎原则是国家的最高道德,政治家的责任在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民众的福祉。对审慎原则的探讨既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化,也有利于一国更好地追求国家利益。     

国际社会的诺亚方舟——国际关系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维度

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与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态紧密相连,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发展道路体现了现实社会国家间的多层次状态。了解了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就能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反之亦然。从对历史的解读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本解读中我们发现:理论和现实是如此的相得益彰。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学术趣味就体现在以现实为理论根基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了我们看待历史的角度,对现实社会国际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指引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

一个学科的知识谱系至少包含了该学科的研究主题和发展主线这两个因素。在过去30年里,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主题是冲突与合作或曰战争与和平,推动知识生产并构成学科发展的主线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派体系理论的学理论战。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合作研究的力度加大、社会学理论影响的增强和人文意识的加重等特征,但以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重心的现象并没有减弱。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分离的内在理路

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包含丰富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不再建立在道德之上,而是另有根基;政府不承担道德职能,政治不得干涉道德等。人们通常主张的政治与道德分离关注的是,政治与道德分属外在事务与内在事务的不同领域,应该互不干涉。这个主张的存在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发达的公共领域和隐而不宣的道德文化土壤为其提供了保障因素,在规范政府行为、保护个人权利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它既忽视了对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的讨论,也忽视了自身得以产生并赖以运行的社会文化土壤,有以偏概全之嫌,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     

《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当今颇为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关系领域视为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对此提出了质疑。该书立足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对国际道德怀疑主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判性剖析,并且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提出了一种基于适当的社会正义原则的世界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历史变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这反映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在统一战线工作乃至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的研究甚少,致使人们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问题缺乏准确的把握。基于此,通过梳理建国以来党的文献资料,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关于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相关论述,对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进而总结出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历史变迁的规律,可以丰富和提升人们对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基础这一概念内涵的准确理解,同时对推动统一战线实践工作发展也会有所助益。     

视觉盛宴的政治隐喻:好莱坞电影与国际关系

本文以“好莱坞电影”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和精神分析层面对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好莱坞打造文化霸权的“阴谋”做出回应,并藉此印证两个相互交织的理念:一是一个国家,可通过媒体传播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或利用文化政治,来建立自己在国际关系事务中的话语权;二是通俗文化,尽管时常不被官方和主控意识形态所认可,但作为一种人类学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手段,若能将其植入合适的背景,仍适用于政治研究与实践.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道德信仰: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

道德信仰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核心,学术界对道德信仰存在不同的界定,它影响着公民是否能实现德治化,影响着社会治理能否真正实现自治、共治、良治。道德信仰的树立为社会治理主体(个体)的道德行为选择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根本的精神支柱,并且有利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和和谐心理的构建。     

道德信仰的式微与培育

道德信仰的式微,其中部分原因可以解读为道德变迁中的价值链断裂带来的“道”的真空、适用主义伪信仰的宰制性影响、市场经济逻辑对德性意义逻辑的僭越和道德教育的缺位等方面的因素.在道德教育中,可以通过道德价值观和道德知识的引领及传授、道德责任意识的培养、道德主义信任关系的建立和道德情感的培育来提升个体道德信仰能力.除此之外,父母也应当承担起道德信仰教育的责任,而且要注重与学校的合作来进行道德信仰教育.     

基督教传入与红河哈尼族信仰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的传入传播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末基督教开始传入红河哈尼族聚居区,但由于传播活动范围小,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非常少,至"十年文革"期间停止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再次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两次基督教的传播渗透,导致了哈尼族在信仰对象、婚丧仪式、节日文化、饮食习惯、歌舞音乐、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国际政治的道德追求：基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述评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道德层面的关注日益凸显,国际关系后实证主义流派中的规范理论则侧重对该层面进行研究,其目标旨在为建设一个更为和平、美好、正义的世界提供伦理支持。通过探讨规范理论的研究主题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两种哲学争论,评析人道主义干预与分配正义等规范理论研究议程,以及考察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不同的国际正义观,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力求彰显国际政治的道德追求,为国家行为提供适当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准则,并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努力的方向。     

解析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政治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其内在的独特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产生了其政治思想的诸多特点。《君主论》中的政治思想首先是特定时代的思想,是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生的思想,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以及作者自身经验的局限,是合理的。对《君主论》政治思想的解读不应该超出其存在的时间范围,后世应当在自己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做现实的解读。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充斥着主义无用、理论终结和学科衰落的论调,这是对理论创新动力、周期和模式的认识偏差所致,也受到大辩论学科史叙事方式的误导。国际关系学科尽管看似缺乏重大理论创新,假设检验式研究占据主导,但一批理论工作者仍在尝试探讨地方性知识、构建中层理论、寻求理论综合与对话、进行跨学科借鉴,这些努力为未来的理论创造和进步提供了支撑。为了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应该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充分发掘社会科学的条件性,通过解决既有理论的缺陷并探索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来寻求理论突破的空间。     

主义与信仰:中国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基础

自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的理论构建后,引发了国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关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不仅缘于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与时俱进,还在于它切实反映了新时期全体华夏子孙的深情期望.这个理论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因子,既有追忆革命先人的诉求,也是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话语权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市民道德信仰与文明城市的构建

文明城市的灵魂是市民的道德素质,市民道德素质为文明城市的构建提供保证。市民道德素质的养成需要市民的道德信仰作支撑。当今市民道德信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或失落,可能是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断裂,也可能是当今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等思潮的宰制性影响。道德信仰对市民道德自我的建立及城市生活规范与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及其内涵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合理性与道德的合理性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对矛盾,因此对历史事件及历史过程的评价要遵循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双重标准的辩证法.在历史上,存在许多恶的力量,虽然在道德上是不合理的,但却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实质,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辩证精髓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与主题.     

古典自然法与历史法学派：“普世价值”的建构与解构及对当代政治的影响

回溯西方法律思想史可以发现,兴起于近代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普世价值的建构与解构提供了一定的法理支撑,而这根本渊源于两大学派自身所处的对立关系。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普世价值的适用主体被过于泛化,其对普适性、一般性的强化已经超越了对民族性、历史性的尊重,使得普世价值逐渐沦落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侵略工具,政治色彩愈发浓烈。也正是由于现代社会这种越来越频繁的文化意识形态输出,对普世价值进行解构的重要意义得以彰显。世界需要的是鼓励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和国家,敢于突破包裹着普世价值外衣的西方文化霸权,清醒地认识到超越历史、民族、阶级的普世价值是根本不存在的,共同的价值追求背后的民族性、历史性同样不容忽略。各民族、国家应当在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追求的指引下,尊重自己的特性,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