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真正连带责任

本文主要介绍了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概念、特点、类型及其与连带责任的区别。由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并未受到重视,常常发生与连带责任混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准确的界定它的外延和内涵。写就本文也只在于对此引起足够的注意。     

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中若干实务问题探析

在对不真正连带责任概念和特征进行探究并进而挖掘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在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中诉的选择及诉的合并问题以及案由确定等问题进行探析。     

论董事与法人负侵权连带责任的可行性

我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法人成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时,其机关成员(如董事)与法人是不能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董事只对法人承担内部责任;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我国台湾等从立法或司法上却主张董事与法人的连带责任。我国传统民法否定连带责任的依据并非科学,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董事与其法人负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行性。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还存在着现行立法中有关生产者责任延伸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操作性等多方面的不足。应该从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专项法律法规,增强其操作性等措施入手,进一步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销售者产品责任范式之探讨——美国法相关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销售者产品责任标准的界定,对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以及销售者自身均将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新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中,销售者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是不甚明确的.美国产品责任法对诸多国家的产品责任立法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对美国产品责任法中销售者责任进行研究,能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本文通过述评美国产品责任法中销售者责任的理论与实践,论证销售者产品责任制度在我国的合理设计.     

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性研究

由于不真正不作为犯适用作为犯的法律规定,因而认定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存在等价性就十分重要。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开放性特征和法益侵害本质看,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具有等价性。在判断二者等价性的标准上,应采用"危险原因设定说",即不作为人在其行为之前就设定了向侵害他人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从而实现不真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等价。     

从公共安全服务的消费生产者看我国社区警务模式的完善

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一直以来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点。有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生产者、供给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分离理论以及协作生产概念为现实中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尝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支持。社区警务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警务思潮”和“警务改革探索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区警务兼有邻里协会的志愿服务、社区居民的自我服务、社区保安的合同承包以及社区警察的政府服务等多种制度并存的性质。完善社区警务应立足于我国实际，坚持政府主导，加强理论研究，从改善警民关系入手，进一步扩大对一线民警的授权和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论职场性骚扰行为用人单位的独立责任——兼与“连带责任”的探讨

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侵犯了作为劳动者保护权的工作环境权。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其有义务预防和治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否则应对受害劳动者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当然,鉴于性骚扰行为毕竟是在人的生理跟心理共同驱使下而为,用人单位只能通过严肃外部环境从而间接规制行为人的主观理性,很难对其内心情绪加以直接控制。因此,在承担责任后,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合法有效的内部规章制度向有过错的员工进行追偿。但在劳动法规制领域,这种责任应当在内涵与外延上同私法传统中的＂连带责任＂相区别,并有着自己的责任形式和归责原则。     

不真正连带之债制度应纳入我国未来的民法典

民事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导致债权债务的多样化,不真正连带之债即为其一。由于法律自身的局限及人们实践和研究的不足,不真正连带之债制度在民法上尚未纳入成文法典。本文试图就不真正连带之债的基本含义、产生原因、法律效力、与邻近民事法律制度的区分以及在程序法上的意义作系统探讨,揭示社会生活对该项制度的迫切需求———应该纳入我国未来的民法典。     

论与有过失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的适用——从河北乐亭近海水域污染致养殖贝类死亡案展开

二审法院在河北乐亭近海水域污染致养殖贝类死亡案中错误认定养殖户存在与有过失。其根源在于二审法院错误认定受害人过失的性质,从而错误选择判断过失的标准;并且遗漏了因果关系认定中的相当性审查。因此,与有过失在环境侵权领域的适用,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受害人过失的性质——违反的是不真正义务,并选择具体轻过失标准;然后,因果关系的认定过程要完整,不得遗漏相当性审查。     

从对外关系新特征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出现政治经济化、经济政治化新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倾向,是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战略,借中国对外开放之机在我国对外关系上的反映.这就要求我党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要重视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以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电子政务的实践意义

在对电子政务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传统政务中信息不对称表现及其影响,指出实施电子政务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必要性,提出切实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对策.     

从利己与利他的历史关系中看“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是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更为可信，对于斯密问题学术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争论争，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立论和统一论。当然也有中问派的观点，但影响不大。斯密问题实质上是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矛盾冲突尖锐化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表现形式。作为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和深刻的思想家的斯密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证明。说明斯密问题作为一般的经济与伦理或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是存在的，但在斯密本人那里是不存在的。     

对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间关系的若干思考

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之间关系较为复杂,两者虽同属起诉便宜主义产物,但在价值选择上有不同倾向,且存在冲突竞合之处。为更好发挥制度设置的目的,建议以同心圆模式确定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的界限,酌定不起诉与取保候审相结合取代"附条件",以酌定不起诉吸收和解不起诉,进一步减少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存在的适用限制。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处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入手,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和区域发展失衡、就业问题与三农问题凸显、环境污染严重等各种社会问题。而这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又是因经济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贫富悬殊过     

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考察与管理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的内容。这一制度的确立,既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必然做法。遗憾的是,刑诉法对该制度的考察与管理程序规定得较为简单,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致。从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对象的立法和司法现状看,应加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对象考察与管理程序的构建,包括考察启动程序、考察帮教程序、监督管理程序,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象的考察和管理的配套制度,包括社会调查制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刑事和解制度。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令行禁不止”问题

三令五申根源于政治和政府体制缺乏明确合理的法定权益分割机制,要改变禁令泛滥的局面,应进行大力度的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权益划分只有明确合法,才能有法可依;权益分割只有公平合理,才能有法必依;权益配置只有正当适度,才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良法善治实现之日,正是三令五申消亡之时。     

从《孝经》看孝的体与用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孝的涵义丰富而深刻。它直通天道,顺承天地之德,乃人人本应为的天经地义之事。并且,《孝经》作为六经之总会也告诉我们,行孝也不是仅仅为报答父母之恩,其主旨亦在于道,在于明明德,即与天道相通。因此,孝作为万德之本,百行之原,有着不可估量的大用,它是"圣之根,人之行",它能平天下,安社稷,对于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浙江实践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浙江活跃的市场,而浙江市场的活跃又得益于浙江各级政府努力营造的市场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给予了民营经济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所能给予的特殊扶植和支持。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造就了浙江市场经济在全国的先发优势。     

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2000—2017年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普婚仍旧是我国婚姻的突出特点。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且经历过结婚事件的人群中初婚者占绝大多数,离婚、再婚者的比例很低。年轻群体中婚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婚姻的推迟,离婚、再婚现象的增多,其背后有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家庭观念转变、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我国婚姻的不稳定性有所增强,但还没有改变我国人口整体上普遍结婚的事实。因此,对时期指标的运用和解读,应当更加科学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