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一种非对立视角的分析

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笔者认为,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美国与联合国

美国在创建与维持联合国的活动中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是联合国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联合国财政预算的最大支持者。美国曾经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影响操纵过联合国。战后相当时期联合国成为美国推行外交的中心舞台,动员世界舆论支持美国政策、立场的讲坛,维护与推进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剖析美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演变过程,很有必要。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中美两国外交思想一个侧面的研究与比较

就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国情而言,中美两国少有共同之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上还十分落后,美国则是世界首富;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美国却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差别导致了两国观念形态、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迥然不同。反映在外交上,从理论原则到政策实践,两国间相去甚远。然而,如从更深的层次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具有可比性的东西在两国对外政策中起支配作用。本文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剖析中国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的差异,是促进中美相互正确认知、增加战略沟通成效的重要环节。对于彼此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判断,成为中国和美国国家安全观中他者构建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建立于相互关系定位和发展预判之上。美国是"安全威胁"范式,中国是"安全状态"范式。在安全维度、安全区分思维、安全措施、安全价值等方面,中美的国家安全观存在系统的差别,其背后有深刻的文化背景、政治基础以及实践机制等多维的塑造力量。正确认识中美国家安全观的差别及其原因,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沟通过程中的偏差,增进双方安全合作关系。     

“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

国际发展领域的"中美+"合作是指作为最大南南合作伙伴的中国、最大传统援助国的美国与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受援方之间的三方发展合作。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曾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协调,开展了"中美+阿富汗"人力资源三方合作、"中美+东帝汶"农业三方合作、"中美+非洲"公共卫生三方合作等试点项目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合作遭遇了国际发展领域内摩擦隔阂与美国对华政策阻力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发展成果的当下,中美恢复和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敦促美方重启两国发展合作对话、鼓励中美民间组织开展非典型"中美+"合作、加强与受援方的协调和衔接等途径,中方可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德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要求盟国配合其对华战略,德国对华政策中来自美国的负面因素陡然上升,不得不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调整对华关系。但德国并未完全妥协,而是分领域采取配合、部分配合、不配合的政策,德国对华政策呈现对美一定的独立性和对华两面性的特点。在美、中两大国竞争中寻求自身定位的主要原因来自德国对自身利益和力量的评估,来自德美和德中两组关系的双重特征及其限定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较量。德国虽认可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认可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但也表示世界分裂为中美对抗的两极不符合德国利益,不愿按照美国要求选边站队。建设独立而强大的欧洲,在中美角逐中捍卫欧洲利益,推动形成欧盟统一的对华立场成为德国的战略选择。德国是欧盟具有领导力的国家之一,其对华政策选择不仅对中德双边关系,而且对中欧关系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鉴于美国对华政策已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化,从中长期看,美国因素将持续成为影响德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德外交政策是缓解美国因素压力、保障中德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形态逐步显现

<正>2015年9月22—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变革的关键时刻进行的重要访问,是两国元首在新形势下对双方关系的再定位、再矫正和再推动,必将对中美两国关系演进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对华科技战

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等理论中汲取思想元素并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技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不同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存在实质性差别。根据其目标、动机、政策表现与影响,技术民族主义可分为防御性技术民族主义和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后者对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及其发起的对华科技战,标志着进攻性民族主义政策倾向急剧上升,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全球经济与技术主导地位的霸权思维。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亦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政策实施中,美方在强调中美制度与意识形态对立、价值观差异与国家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将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及相关高科技企业视为安全威胁,通过"安全化"的政策过程与扩大对华科技战国际联盟体系,不断推进对华科技战。美国的这一政策倾向正在并将继续侵蚀中美关系的基础,削弱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能,并与其他影响因素相互叠加,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近期美国国内展开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中美关系成为中美战略界的热点话题。迫于近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形成了以"制衡中国崛起"为核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巧实力"和"多伙伴"政策为重心的"再平衡"不断强化亚太地区伙伴与盟友,意图以"借力打力"的手段实现"低成本霸权"。甚至外延扩展至"全球再平衡",强化美古复交和对越外交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外交行动。在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的同时,加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越南等国的关系,其中用意不言而喻;而借美古复交缓和了与拉美世界的关系。奥氏总统任期将尽,急欲青史留名,以极大的"战略耐心和克制力",推动落实了伊核框架协议。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如何看待上述美外交行动,本刊特别约请专家撰文,以做梳理。敬请读者参考借鉴。     

中美海洋资源政策比较

海洋资源政策领域有潜力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合作领域。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海洋资源政策在政策环境、纵向政策层次、横向政策内容、政策过程四个方面均存在着差异。美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步早、力度大,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目标指导下健全海洋资源政策体系具有启示作用。中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点高,具有后发优势,能够为美国革新相对僵化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顺利变革的障碍,中国需要基于国情、凸显后发优势、完善政策体系,美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转变思维观念。中美在海洋资源政策领域内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使双方可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改革、完善各自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TMD与两岸关系

目前，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简称ＴＭＤ）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新的焦点。中美两国的ＴＭ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台湾问题。由于台湾“挟洋自重”，利用美国的ＴＭＤ计划加强偏安、对抗统一，ＴＭＤ也已构成了两岸关系中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将分析美国的ＴＭＤ战略、中美和两岸之间的ＴＭＤ争论反映了美国和台湾什么样的意图？ＴＭＤ究竟会在什么程度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和干扰两岸关系。一、台湾对ＴＭＤ问题的基本政策和策略对台湾来说，美国是其对抗祖国统一可以依赖的最大的国际势力。维持密切的台美关系、特别是加强台美…     

美国各界看中国入世和中美贸易

在中美经济关系中,美国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态度,和美国人对美中6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看法,是影响中美经济和商务合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一个月的美国之行中,记者就这两个问题采访了美国各界人士。     

中美关系及美国大选影响的分析

要想评估美国大选将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从逻辑上说,首先需要分析谁最有可能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外交和对华政策主张是什么。但是,中美之间面临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模式在近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一是,两国之间根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的差异,使得在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互信异常困难。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把中国推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本身都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如此快地取得这一地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而且随着中美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对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造成的对美国威胁的担忧急剧加深。因此,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把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重点。     

从文化视角看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立场与行动

正美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行为通常被批评为采取"双重标准",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立场与美国网络霸权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单向。美国政府在网络治理方面的立场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在互信的基础上开展对世界来说迫切需要的中美网络空间合作,就不能仅仅以"双重标准"对美国的网络霸权主义进行批判,还要从国家文化的视角来探察其网络霸权的内在逻辑。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影响中美关系的四大因素

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有四个方面因素:中美不同的意识形态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内在因素;战略安全利益如何确认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经贸合作关系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     

重压之下,增信释疑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述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战略性对话。该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目前,这一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在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