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共产党员的入党介绍人

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张申府，河北献县人。1920年至1921年，曾先后在北京、法国巴黎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旅欧支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刘清扬，张申府之妻，天津市人。1921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员应自觉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解决好思想入党问题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不断解决共产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对每一名共产党员提出的严格要求。本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好共产党员思想入党问题的具体途径。     

“棉花奶奶”的故事

她常说：“我入党时,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退休了,但不能退步．共产党员的本色更不能褪。”     

八旬老翁的誓言今生——记武钢房产公司离休干部、共产党员肖哲

武钢房产公司有个离休干部名叫肖哲,今年已经89岁。虽然头发白了,皱纹深了,但他那份热心快肠和执着追求却从未改变。他孜孜追求入党37年不变,捐资助人25年不断,上老年大学20年不厌。     

黄继光班的新传人——记空降兵某部优秀共产党员、黄继光班班长彭江林

在空降兵某部．荣誉等身的上士彭江林堪称一个传奇：他出生在黄继光的家乡四川中江县，高中就光荣入党：在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服役9年，担任黄继光班班长8年；跳过4种伞型5种机型，跳过水网、稻田、     

从道德自律到制度制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历史审视

共产党员是实现共产党先进性的最重要载体,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制约着共产党的先进性。因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始终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共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方面基于不同的理论预设,完成了从道德自律向制度制约的转变,审视这一历史性转变对于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丰碑立荆楚 浩气炳千秋——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崔琪的传奇人生

崔琪．又名崔品炎。1899年3月27日,崔琪出生于监利县朱河镇崔岭村一户贫困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县特务大队长、中共监利县委书记、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同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从一个只念过3年私塾的农民,     

论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先进性谈起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我们党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从历史上看，正是靠着广大党员冲锋在前，前赴后继，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领导人民革命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持先进性的经验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在新的时期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如何看待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先进性——从雷锋、焦裕禄现象谈起

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如何继续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确是个重大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启迪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发展、创新这一光荣传统。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主要特征是依附、驯服和顺从,并且具有二重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现代政治心理不断生成。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现代政治心理进一步发展。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由于历史的惯性,农民政治心理的传统因素仍然存在,我们需要探索促进农民政治心理进一步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从“超越”到“遍在”——对《一个非洲故事》的生态批评解读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超越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万物皆为人类服务;而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遍在于自然,为自然一成员,与其它万物处于平等地位。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个非洲故事》,发现小说主人公戴维从一位企图超越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逐渐成长为一位遍在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者。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历史的研究——从日内瓦法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未来趋势

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为惩治战争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前南法庭规约对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该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应优于各国国内法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削弱了法庭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最新发展,在吸收刑法原则、改进管辖权及触发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仍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在处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上也尚待改进。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史反映出规范审判组织、增强强制性和优先发展个人犯罪惩治的趋势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建国,为了带领广大人民夺取政权,解放全中国,使用了许多革命的方法。在中国当时严峻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中国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积极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在不同时期对其的政策不同,可以充分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从传统帝国到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

中国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进行战争和准备进行战争的历史,国家形态从传统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战争交织在一起。战争对近代中国传统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影响仍然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明确关注。本文试图从战争与国家权力结构的聚散、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国家汲取能力消长、民族主义兴起、国家领土边疆的边界化几个方面,勾勒国家转型的战争逻辑。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近代中国国家,缺乏提取资源、配置和转化为战斗力的能力,难以赢得频繁的近代工业化战争。一系列的战争使传统帝国的财政、军事、人事权力下移,国家最终分裂。只有重建中央集权,集中一切资源,是赢得战争,是重建国家的基本逻辑;频繁激烈且日益工业化的近代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建构新形民族国家提供了集体文化认同基础;战争胜负使传统帝国边陲向民族国家边界转化。总之,战争摧毁了中国传统国家,也是塑造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不过,其具体逻辑与结果西欧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有很大区别。     

组织·活动·机制：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实现途径——从党的组织领导的层面进行考察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实现途径,除了个人努力这一基础外,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建设。从党的组织领导的层面来说,它包括组织、活动、机制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关键环节。其中,党的组织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础,党组织的活动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党组织的活动机制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保证。     

论夯实农业根基的三大决策——从支持家庭联产承包到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废除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使农村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走上国家协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江泽民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改革向城市发展的结果,又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对＂三农＂问题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从传统农夫到现代农商：新中国六十年农民之嬗变——基于新型农民典型个案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农民由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农夫，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农夫，再到改革开放后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农商。这一转变不仅是六十年来，党带领亿万农民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发展的一个深刻反映，更是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缩影。现代农商的出现，对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现代农商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可知现代农商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从而为现代农商的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美国联邦禁毒执法机构的演变及其影响力探析——从“联邦麻醉品局”到“联邦缉毒署”

美国毒品控制史可主要分为古典时期(Classic Era)与毒品战争(War on Drugs)时期①。联邦麻醉品局与联邦缉毒署则是这两个不同毒品控制时代的代表性执法机构,二者既有历史的连带性,又富有特殊的时代特色。不同时期的法理依据及其所处时代的美国内政外交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二者的地位与影响力变化。联邦禁毒执法机构的历史性演变,一方面显示了美国毒品控制的曲折进程,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不同时期执法机构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各自的能动作用。     

村级民主政治转型:从汲取型民主到分配型民主——村治精英类型更替的视角

村治精英类型更替是理解农业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逻辑变迁和村级民主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汲取型民主限制了有抱负的保守型农民精英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在世纪之交乡村治理性危机不断彰显的时代背景下,致使其不得不被动地选择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分配型民主则为以变革型力量形式存在的中青年农民精英走上村庄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从汲取型民主向分配型民主转变的实质是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开始逐渐从"选主体制"向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体制转变,具有时代发展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南邓州市"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实践探索才显得更有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