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传媒变革下官员微博探讨

新媒体正日渐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官员微博搭建了国家政治、经济系统和民众间的一道桥梁。官员微博的基本内涵是"问政",官员微博问政的突出特点是平民化和亲民性,必须树立平等对话与交流理念。     

论微博时代的政府公信力建设

微博的政治变革能量正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集中表现为权力结构的分散化、意见表达的平民化、政治心理的传染性和政治动员的便捷性。政府公信力在微博时代面临着信息揭露与政治监督、意愿表达与议程设置、在场围观与舆论压力、政治动员与行动组织四个层次的冲击。以往的微博事件反映出民众舆论对官员个体行为不信任与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理念的信任同在、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存、对政府短期行为的不信任与对政府长期信任的兼备等悖论式特点。因此,微博的信息揭露和政治监督并不会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政府如何反馈和应对显得尤其重要。应当理性看待微博,以加强变革和互动为核心,积极推进政治现代化、政务公开化和行政信息化。     

地方政府自利性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冲突

利益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个体和组织的根本性因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在不断追逐公共性的同时,也带暗含着相当自利性.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客观上也必然受到其自利性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件是引发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重要原因.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责任担当困境：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政府官员的责任担当面临着困境。这种困境产生的内在机理包括：依照科学理性设计的责任机制运转失灵；工业生产模式的复杂体系致使个人无法负责；社会变迁中政治的失势导致政府官员的权责不对等。为了使政府官员走出责任担当的困境，必须突破理性官僚制的束缚，打破政治的失势，倡导和培育政府官员的责任伦理。     

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

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机制是政府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具有政治锦标赛特征.在对现有关于中国政治锦标赛研究文献的述评基础上,扩展了单一强调"经济绩效"的官员晋升模式讨论,总结了"政治忠诚""经济绩效""辖区民意"是中国的政治锦标赛中上级政府考核下级政府官员的主要维度.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期,"政治忠诚"在政治锦标赛竞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发展是硬道理"阶段,"经济绩效"对于官员的升迁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基层民主制度引入的地区,"辖区民意"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实中的官员晋升考核,三种机制都以不同的权重发挥着作用.不同的官员评价机制会激励出不同的官员行为方式.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十七大"以后,"辖区民意"在中国政府官员的晋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加强官德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治国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员，代表着政府形象，其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效应，官位越高，效应越大。官德的任何缺失，往往都会通过权力的链条，产生放大效应，影响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信誉，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新一轮"官员下海"析

周庆行和吴新中的"新一轮'官员下海'析"一文指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官员下海愈演愈烈,掀起了新一轮的下海浪潮。我国政府官员的频频下海对我国的政府、社会都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探求我国政府官员的下海动因、加强政府官员的行政道德建设,对于抑制我国政坛精英的流失、防止隐性腐败的发生也是切实可行的。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决策中寻租行为的成因分析

在政府决策中仍然存在着无意寻租、被动寻租和主动寻租三种寻租类型.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寻租机会的出现、寻租动机的萌发以及制度约束的缺位等原因,我国政府决策中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仍然普遍存在着.深入分析决策中寻租行为的成因,对抑制寻租活动的蔓延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热”

近年来,政府机构与官员开设微博俨然成为一种风潮与趋势.这些微博在发布政情信息、宣传政策法规、汇聚民智民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微博正悄然改变着千百年来中国官民之间难以逾越的某种距离.但同时,“空壳微博”现象、微博功利化、微博公信力不足等问题也阻碍了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积极作用的发挥.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旨在实证分析官员的晋升激励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的影响,着重考察官员任期和来源的直接作用及二者的交互效应。以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1999—2011),本文系统收集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预期经济增长率数据并将其作为绩效目标设置水平。研究显示,政府官员的任期和来源都会影响其设置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本地升迁的政府官员往往会设置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而中央调任和外地平调的政府官员在目标设置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官员来源对任期同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产生调节效应,说明不同来源的政府官员在不同任期会设定不同的政府绩效目标水平。作为最早考察这一问题的研究之一,本文深化了人们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逻辑的认识,也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但是,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可发现,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要打破“数量屏障”,避免人云亦云,理性地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官民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和政府职能,是制约政府规模的五个基本因素。在21世纪初,以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为基础,政府官员的合理规模,应该是控制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官民比”在纵向政府间应当逐层次降低;要分阶段调整政府官员规模。目前对政府官员规模的控制要“适度从紧”,将来有条件时再逐步到位;要重视调整官员结构,包括文化、年龄和专业结构,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政府微博应用若干问题的探究

2010年微博在中国走红。在网民争先恐后纷纷加入微博大军的热潮中,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也开始试水微博。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工具,微博有其独自特点,这些独特之处是微博走红的关键所在。政府机构和官员开微博的现状是:公安系统走在政府机构开微博的前列;两会使政府微博进一步升温;其他政府机构当仁不让。政府官员实名开微博引起了网民的热烈关注。政府及官员开微博意义重大,但却暴露出一些问题。政府开微博必须从网民需求出发才有生命力。     

论政府的趋利行为及其规范

政府行为具有趋利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趋利行为以及政府官员个体的趋利行为;政府行为的趋利性缘于政府的双重属性,主要表现:在政府手中权力的双重性、政府追求利益行为的双重性、政府官员身份角色的双重性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双重性;因此,要从执政理念上、利益关系上、法制建设上、社会监督上规范政府行为。     

公共治理的“自行车难题”——政府规制中的信息、风险与价格要素分析

盗窃自行车是各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各地管理机构也采取了各种不同措施来整治这一不良现象,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这一管理困难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治理中的“自行车难题”。自行车难题表现为自行车偷盗行为已经形成一个“自行车生态怪圈”,偷盗行为依赖这一怪圈得以保护、规避和延续,导致对这一问题治理的困难。如果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难题治理效果的要素主要表现在:信息、风险和价格。在一般的政府规制行为中,这三大要素也同样影响着公共治理的绩效。使信息对规制方有利、扩大反规制行为的风险和缩小反规制行为的市场交易空间是有效规制的三个条件。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地方政府代理行为偏差的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内分析了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指出地方政府官员对控制权回报的追求以及地方官员工作绩效的选择性显示,会导致地方政府过分关注辖区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偏离建设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为了减轻地方政府代理行为的偏差,本文提出了加强地方人大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和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论政府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准点

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搞了几十年何以成效甚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政府官员本质身份的定位不准确所致.政府官员同其他千千万万不同职业和自然人一样,也属于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的范畴,只有把握这一基准点,才能在制度建设、道德规范和思想教育等方面取得预期成效.     

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