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史出 求实存真——评《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中苏历史悬案曾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经双方努力,10年前两国政府慎重宣布相互间已不存在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中苏历史悬案因话题敏感,攸关双方国家利益,曾是研究禁区。近些年来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可贵探索,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在很多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深入探讨中苏历史悬案的形成、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可谓抓住了中苏关系...     

论20世纪前期中苏建交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中国北京政府出自双方各自需要进行了建交谈判。双方围绕中东路和外蒙古两个核心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多次交涉。《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署从原则上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却未解决中东路和外蒙古两个核心问题。协定内容与实际执行上的差距令人深思。     

中俄建交70年: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中俄建交70年,双边关系70年的发展历程是宝贵遗产。中苏(俄)关系经历结盟、对抗、缓和和当前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苏结盟是双方战略需要,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主权和平等问题;中苏(俄)对抗使双方都受到极大损失与伤害;今天的中俄关系来之不易,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确立的面对长远未来的新型国家关系,其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地区稳定,有利于两国长远战略利益,即包括发展利益,也包括安全利益。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战后中苏关系

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双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为落实雅尔塔会议决议而签订的一项重要条约。条约构建了战后中苏关系发展的框架，同时，也暴露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趋向，并对后来的中苏关系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与中国的军队装备——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四）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1981-1989年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趋向强硬，它主张对苏强硬，对华强调台湾问题。同样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的双边关系迅速调整，两国几乎同时产生了缓和关系的愿望。双方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团结的光辉历史

偉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签訂十周年了。这是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团結得到巨大發展和巩固的十年。毛澤东同志在十年以前条約签訂时就曾指出:“这种团結,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历史已經而且将要繼續証明这一英明預見的正确性。 現在,中苏友好同盟正在进入第二个偉大的十年。在这个时刻,讓我們回顧一下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和团結的历史發展过程,有着重大的意义。苏联作家馬·卡皮查所著“苏中关系史”和中国作家彭明所著“中苏友誼史”两書,在这方面为我們展开了一幅光輝的历史画面:从遙远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科技合作条约的缔结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科技合作条约的缔结与实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起伏与动荡，不仅深深影响了新中国科技体系的形成和确立，而且也影响了中苏两国科技交流的规模和走向。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我们发现：冷战时代的中苏两国科技合作条约的缔结与实施，虽对20世纪中苏两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因缺乏一个有效自我控制机制，实质上中苏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平等的畸形状态。     

解读《朝日平壤宣言》后的朝日关系

《朝日平壤宣言》的签署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宣言签署后，因朝鲜公开承认“浓缩铀”计划及公开承认“绑架问题”，使朝日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僵持的局面。但是双方对《朝日平壤宣言》所体现出来的对话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依然认同。绑架问题依然是日本对朝关系的首要课题，对话解决悬案问题依然是日本对朝政策的主流，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仍是其基本的对朝政策。     

论十月革命后的中东路问题

中苏国家关系的历史在近现代的中外关系中是颇具特色的。在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北洋政府这一全新的国家关系缓慢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东路问题对苏打开东方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在这一问题上所交织着的中苏政治、经济、军事矛盾，而使得它的和缓与激化远远超出了铁路本身的涵义，极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苏联对华关系。     

中国境内俄罗斯裔无国籍居民问题探究

在中国境内，主要是在黑龙江省范围内曾存在大批俄裔无国籍居民。他们的命运和归宿与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紧密相连，同时也受到中苏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为妥善解决俄裔无国籍居民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西亚非洲所邀请莫桑比克大使若泽·德莫莱斯演讲

时值中国与莫桑比克共和国建交25周年之际，西亚非洲研究所邀请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若泽·德莫莱斯到该所做演讲。 德莫莱斯大使演讲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大使首先回顾了双方建交以来的详细历史，指出中国是1975年莫桑比克建国后第一个予以承认的非洲以外的国家。此后，双方维持了良好的友谊，甚至在中苏大论战时期也未动摇过。而且，莫桑比克是中国与非洲其他国家之间友好关系得以维持并深化的和平使者。大使强调：“中国与莫桑比克的关系不仅是一般的伙伴关系，而且是非同寻常的朋友关系”。……     

苏俄早期在华的国家利益——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中心的探讨

1919-1923年，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长期多次的谈判与磋商，中俄双方最终于1924年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虽然在协定中放弃了部分在华的特权，但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保留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通过国家利益具有的冲突性与合作性的双重属性来分析苏俄早期对华政策，可以发现其政策的两面性。因此，对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仅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     

中苏边界谈判的症结何在?

中苏边界问题,是中苏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一向为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士所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早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郑重声明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1969年重开中苏边界谈判时,中国政府又一再重申了这个立场。可是,中苏边界问题却至今也没有解决。这是为什么?苏联政府究竟还要求什么呢?这些年来,苏联方面在中苏边界谈判的会场外面相当繁忙。他们围绕着中苏边界问题出     

关于泰族起源问题

泰族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百余年来,西方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泰国,无论是王室、政界,还是学术界,几乎人人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这是泰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悬案”。拨开久久蒙在泰族起源问题上的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对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苏冲突中的信息沟通

上个世纪60年代是中苏关系危机四伏、各方面摩擦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双边关系从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开始恶化，到1969年珍宝岛危机爆发，最终走向破裂。中苏双方在沟通方面存在信息不畅、缺乏沟通机制、信息的错误认知和彼此的消极沟通方式等问题，导致信息沟通失灵，这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印边界谈判及其前景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曾引发过两国的严重冲突。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建立了相互信任措施,中印边境长期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现已不再是亚洲的一个热点。只要双方能就边界问题作出果断的政治决策,落实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共识,就能克服困难,较快地达到双赢的最终解决。     

俄日和平条约谈判与北方领土问题

俄日和平条约谈判和北方领土争端是二战后苏联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苏联解体后，俄日两国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签署和平条约，为俄日关系的全面发展扫除障碍。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法律和政治原因，俄日双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俄罗斯曾提出在1956年《苏日联合宣言》基础上，以妥协方式彻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则坚持全部归还北方四岛的立场。由于俄日立场的截然对立，使俄日在签署和平条约和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上深深地陷入困境。     

浅析早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边境贸易的特点

早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的边境贸易经历了曲折多变的过程。其特点是经济渗透性的掠夺贸易和不等价交换。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中苏边境曾开展活跃的边境集市贸易。建国前夕，中国东北与苏联的边境贸易对巩固东北解放区，繁荣东北解放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原历史，超越历史——参加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感想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是首次由中日两国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历经3年的努力后，2010年1月31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共同研究第一阶段的相关论文。笔者作为参与者之一，对共同研究的缘起、基本情况以及中日学者间的共识与分歧作了介绍，并对其问双方正确定位共同研究、正确处理个人意见与反映主流看法的关系、正确设定共同研究任务表示了肯定。笔者希望学术研究可以逐渐使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段过去的历史，还原历史并超越历史，妥善处理两国间分歧，促进中日关系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