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通过任务型组织的建构寻求出路

在社会寻求自身组织化的同时,组织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建构活动,其典型形态是官僚制组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官僚制组织的运行逻辑是通过封闭性、层级化,以及碎片化来建构自身强大的控制体系,从而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而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失灵了,为此,在复杂性社会条件下,变革官僚制组织也逻辑地指向了通过任务型组织的建构实现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型。     

论历史转型中的社会重构:出发点、目标与行动——读张康之教授《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要求我们为后工业社会的建构做出努力。本文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张康之教授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进行解读,认为该书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把握住了这一时代背景中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从此现实出发,揭示了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真正原因,并发现了"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时代主题。为了走出风险社会、实现人的共生共在,就必须依据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对社会进行重构。在此基础上,作者构想了在合作行动中进行新的社会建构的基本思路,并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实现社会建构目标的方案。     

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构想合作行动——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张康之的新著《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著作,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模式——合作行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人们称作风险社会,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危机事件频发已经是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条件下,探寻集体行动的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人的共生共在》是一部致力于理论创新的著作,在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中探讨了合作行动,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做出了全新构想。作者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呈现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后,人的共生共在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迫切性程度很高的基本主题,需要通过人的合作行动去破解这一课题。这是一个宏大的、独创性的思考,切中了我们时代的课题。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以及人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的建构,都具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性价值。     

历史演进中的法治以及在当前的困难

法治既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也是在近代以来生成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法治是具有历史性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被理解成仅仅适用于工业社会,是历史地生成的和具有历史适应性的。在农业社会,存在着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但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则是权治的。现在,我们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仍然会被使用,但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必将得到扬弃。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回顾法治生成的历程,并对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法治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它存在着诸多缺陷,而且也仅仅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才会显现出优越的社会治理功能。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法治的优越性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需要在对法治的解剖中去寻求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法治社会及其组织规则

法治是工业社会治理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法治以非常经济的方式供给了社会秩序。在组织这里,由于通过规则诠释了法治的精神,因而实现了组织行为的同一性和标准化,使组织以一个整体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法治中存在着深深的悖论,而且,法律与规则的施行,也都是以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法律与规则在功能实现中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因而,从组织运行的视角看,不是求助于法律和规则的规范,反而需要赋予行动者以更大的自主性。在工业社会中,集体行动系统是以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这种组织表现出了对规则的依赖。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构想的集体行动系统是合作制组织,这一组织会表现出对组织成员基于知识和智慧的自主性的尊重,并谋求道德的途径去规范其自主性。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在风险社会中看民主政治

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是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而且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把整个人类置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状态。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中去思考如何行动的问题时，就不能不对工业社会中生成的而且也是我们既有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新审视。民主政治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生成的，是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但这种政治在理论上的悖论和实践中的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最为重要的是，当人类陷入风险社会中的时候，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束缚和扭曲了人的行动，而且已经成诸多灾难的根源。所以，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政治模式重建的任务，我们必须打破对传统的某种非理性的信仰，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去建构新型的政治模式。     

韧性城市建设：不确定性风险下“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转型方向

韧性城市建设是应对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必要之举。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城市在住房、交通、垃圾处理、社会冲突、自然灾害、传染病防控乃至社会个体和群体心理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和危机。为此,"技治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进行适合人类时空变化发展的重构与转型,通过创新技术应用方式来建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背景下韧性城市治理范式,其重中之重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融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挖掘城市治理的内部韧性以发挥共治优势、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理念并动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措施,构建适应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新理念,形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的普遍共识和实际行动,在充分考虑和评估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更加关注自然、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加快韧性城市建设。     

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基于“和合思想”的思考

在前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对抗关系;在工业社会阶段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现实中则是分立甚至是对抗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能包容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一种既追求同一性又包容差异性的思想,它强调通过对差异性与同一性的承认和超越来形成新的和合体,这一思想对于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思想层面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制度创新的风险意识诉求

“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向来所认为的“常态社会”是有序的并且是按照固有规律演进的。而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性的状态。制度创新作为风险社会中的一种存在状态或者活动,它的风险性体现在预测功能上。所以实现制度创新,具备甚至提高人类的风险意识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制度创新的风险意识是专家与公众之间互动的结果。制度创新中的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提醒我们从整体的观点去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必要性,而风险意识的确立则是对制度创新的技术性反思。     

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重大疫情风险预防:理论基础、实践反思与机制建构——基于“新冠”疫情初期风险防控的考察

疫情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巨大传染性和严重破坏性,要求我们必须构建有效的防控机制,尽最大限度防止疫情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风险社会理论、系统脆弱性理论和社会燃烧理论为疫情风险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范式。武汉市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的防控实践为疫情风险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经验教训。风险致灾机理为疫情风险防控预防机制的建构提供了逻辑基础。重大疫情风险防控预防机制包括风险隔离机制、阻断机制、防御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四大组成部分。     

在风险社会中看传统的境遇

人是生活和行动在现在之中的，而所有的现在都包含着“传统”“当下”和“未来”三个维度。传统的维度对于理解以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现在”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价值，而在风险社会中，传统在“现在”中的复杂性却显现了出来，并与行动中的创新之间产生了冲突。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只是在革命等社会变革的时代，才有着强烈的要求突破传统的呼声，那么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了当下问题的压力，不得不通过创新去应对当下的问题，以至于必须与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就现实来看，在20世纪后期，日常生活领域中已经呈现出了“非传统化”的迹象，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这种“非传统化”的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以青岛H小区基站抗争事件为例

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引发了公众的邻避抗争.由于风险的未来指向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对科技风险的界定和评估成为邻避冲突中的关键问题.基于风险的建构性属性,"风险建构"是公众抗争的起点与重要行动,而这又受到抗争"机会结构"的影响.对青岛市H小区基站抗争案例的考察发现,抗争过程包括"动员""投诉"与"施...     

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农村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形式结构不完整、内容不协调等问题，这是由于法治观念的缺失、农村金融规章出台的临时性和应急性、农村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政府在监管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等原因造成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我们应当按照形式和内容和谐统一的要求，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以完善农村金融法律体系。     

乡村私人生活事件中的行动策略

在乡村社会,私人生活事件的行动策略是权宜性的,是在一个局部的场景中发生的.行动的规则并不是先于行动的,而是在行动之后,整个社会的秩序并不是建立在规则之上,其基础是认知性的,而非规范的.     

论组织的环境依赖及其新“版本”

在近代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经由组织而去加以开展的局面,组织成了社会的细胞.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普遍性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得以确立,出现了组织的环境依赖问题.组织的环境依赖会导致组织的环境管理要求,或者说,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在工业社会的竞争体制中,组织的环境依赖与环境管理都腐蚀了组织存续与发展的整体环境,使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使组织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已经使组织陷于一种环境管理不再可能的境地.或者说,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环境管理已经不再能够取得成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需要把环境管理的冲动转化为对组织间网络关系的建构上来,自觉地建构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同时也是组织自身的变革,即建构起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也存在着环境依赖的问题,但它却不会产生强烈的环境管理冲动,而是通过自身的开放性去应对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