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试点——推广”的方法论视角

中央通过政策试点带动各项改革工作,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发现,我国政策试点通过“价值目标—工具选择—制度推广”的内在逻辑达成统合,进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方向引领—技术支持—成果反哺”的机制保障政策试点推动逻辑的可行性。内在逻辑与保障机制的探究回答了政策试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从宏观上对政策试点何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一般性解释。     

从治党到治国：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实践,也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界面治理理论范式,本文提出了一个“多层嵌套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将作为治理界面的纪检监察机构嵌入党和国家多层次治理界面体系中进行探究,以此深入考察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长时段改革进程。研究发现,由于党和国家注意力分配的有限性,以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基本沿着“治党的逻辑”“治国的逻辑”以及“治党与治国一体化的逻辑”渐次展开。这是一个由纪检监察机构界面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界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界面进行多层次嵌套的适应性过程,从而实现了纪检监察体系及其治理绩效的持续优化。协同治党逻辑和治国逻辑的双轮驱动,重组和整合其内部的多种功能,将是中国纪检监察机构的重点改革方向。     

县域治理法治化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定位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县域政权作为我国政治体系中与基层民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环,充当着推动法治从文件走向实践的"桥头堡"。县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节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依托县域治理法治化保驾护航。法治化不足某种程度上阻碍县域改革,制约县域发展,影响县域稳定。     

民主政治视域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民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其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此,应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途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化。     

国家治理视角下基层党组织与基层协商民主关系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日渐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但发展过程中在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因此,在实践中要吸引参与,提高基层民众参与水平;要完善机制,发挥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要加强监督,保障协商民主顺利推动;要注重实践,促进协商民主落实落细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责任共同体：县域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及其影响研究

基层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除了基于策略主义的变通性执行,还包括政策认同视角下的能动性执行。以江西省宜丰县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将县域责任共同体作为公共政策的执行单元,考察基层政策执行有效的实践逻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体制性吸纳、制度化动员、奖励性分配和参与式评比等责任—利益连带机制,重塑能动性的基层政策主体、重构政治性的政策执行过程、重建常规性的政策执行体系和实现干部动员的弱激励机制。县域责任共同体的积极运转,提高了基层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县级政权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理路与框架设计

政治生态建设与县域治理之间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关联。一方面,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县域治理的有力支撑,能提供和涵育促进县域治理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县域治理也会反过来对政治生态发挥型构作用。在关注县域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明晰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的建构理路与框架设计是一个基础性议题。总体上看,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不仅要基于政治生态自身的特性,而且要关照县域治理的实际需求和目标期待,即基于政治生态的本质要求、体现县域特色、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坚持过程与效度的双重考量。在明晰县域政治生态评估体系建构的总体思路之后,还需要对其基本框架作出合理设计。经验表明,政治生态评估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各相关因素或者说子系统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框架理应从价值取向系统、制度规范系统、行为行动系统、内外监督系统、政治清廉系统、外部环境系统等角度考虑。     

融入管理强化监督助力国企健康发展--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加强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机构作为企业的监督主体，如何发挥监督职能，推进企业效益、效率的提高，促进廉洁从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从而推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快速、健康发展，是国企纪检监察机构的必解之题。     

发挥“监督+”制度优势助推治理效能提升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泸州市龙马潭区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全覆盖制度优势,突出政治监督,进一步做实做细监督基本职责、第一职责,通过建立联动体系、强化信息监督、完善制度机制,构建"监督+"工作体系,把监督寓于日常、严在经常,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党政统合下基层协同治理研究——以四川省N县的脱贫振兴为例

党政统合是一种以基层问题为导向,以层级动员为动力,通过纵向与横向两种方式的运行来进行统领、整合的制度合力,是以党委与政府为组织核心,通过将企业、社会组织、基层民众统合到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动态良性运转的基层治理体系。党政统合具体表现为一种组织、协调、整合、指导、监督的能力,是维系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活力的保障,是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核心动力,也是最终实现"善治"目标的基础与保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唯有充分发挥党政统合的基层治理优势,优化企业在基层治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注重多元社会组织培育,推进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完善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才能够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从而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全新把握,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国家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促进国家治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把握其科学内涵、坚持其正确方向、巩固其价值体系基础,形成更加完善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体系,逐步地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运转,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结构—关系—文化：新中国70年县域治理场域要素变迁图谱

县域作为我国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成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新中国70年,我国县域治理不断变迁,在此过程中,治理结构变迁决定治理关系形态转型,进而推动着县域内独特的文化要素形成,反之亦然。县域治理发生在特定场域内,推动县域治理发生的场域要素也在不断变迁。在县域治理场域内,结构要素从根本上决定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塑造独特的文化形态;关系要素为特定文化形成提供基础,同时又被各种文化要素所反作用。基于“结构—关系—文化”框架,从场域视角来分析我国县域治理场域要素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进程,以期对新时代继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基本遵循。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内生意蕴。新时代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须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并着力于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协同发展、强化问题导向,通过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机制,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研究等,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     

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监督体系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上升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任务,作出重要战略部署。作为纪检监察组织,要认真领会监督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不断健全全面从严治党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     

以机制建设推动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2022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规则》的施行,对于推进派驻机构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具有指导作用,对于推动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贯彻落实《规则》的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内设部室决不能当“甩手掌柜”,更不能当“吃瓜群众”,不仅要认真对照《规则》抓规范抓执行,更要通过强化室组联动体制机制,优化室组联动方法路径,着力破解派驻监督工作中存在的政治监督作用发挥不够、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之基、方向之舵、力量之源。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党的价值立场、领导方式、自身建设制度化,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能为国家治理提供深厚价值支撑、正确方向指引、强大力量推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功能优势与实践路径

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是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所发挥的协商治理意义上的建设性民主监督,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特色,而且在国家治理中具有突出的功能优势。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作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在新时代的新定位,既彰显了统一战线鲜明的政治性特色,也凸显了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的一致性特色,还体现了协商民主广泛的包容性特色。同时,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化发展具有一系列突出的功能优势,既具有增进政治共识的政治优势,也能够发挥协同合作的治理优势,还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彰显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制度特色和功能优势,就需要基于统一战线组织发挥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政治效能,依托专门协商机构提升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治理效能,聚焦人民群众福祉精准调研协商,提高人民政协协商式监督的实效性。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协商式监督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民主实质,注重实效原则。     

地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政治监督的长效机制

派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守政治监督职能定位是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职的基本前提。当前,归口派驻已成为派驻监督的一种普遍模式,各地派驻机构也通过日常监督常规化、重点工作监督常态化和群众监督标准化等方式履行政治监督职责。然而,囿于地方治理体制的“体制韧性”,派驻机构政治监督仍面临现实困境,突出表现为角色异化、目标模糊和执行偏差。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有必要加强垂直领导、细化监督权责、理顺各监督主体的关系,优化派驻机构政治监督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