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图式

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持续增大,各种群体性抗争事件持续频发。学者们纷纷关注这一事关社会稳定与繁荣发展的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在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抗争研究方面,研究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群体性抗争的理论引介与体系建构、群体性抗争的宏观研究与类型学分析两个面向上,创设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议题;运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两种视角、"以大见小"和"以小见大"两种方法,形成研究群体性抗争的中国视野;以问题意识下的对策研究、本土文化上的有益借鉴和议题视域上的不断拓展,体现群体性抗争研究的中国特色;比较中西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差异和反思完全借鉴西方抗争理论框架分析的缺陷,从利益与行为的互动来找寻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中国思路。中国学界的上述努力构成一幅群体性抗争系列研究的中国图式。     

后发展视阈下的社会管理——抗争政治与国家构建的视角

战后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政治转型给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着"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围绕这一双重困境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成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抗争政治、社会联盟、(政党建设)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道路。面对抗争政治,成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集体行动的逻辑：勒庞与奥尔森比较

勒庞对集体行动的心理分析与奥尔森的经济学分析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通过理论比较发现,对集体的本质、集体行动的动力和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的不同理论假设形成了勒庞与奥尔森截然不同的集体行动理论图景。勒庞与奥尔森的理论差异源于各自不同的方法论立场。确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视角是整合集体行动问题研究不同路径的前提,同时,勒庞与奥尔森各自对集体行动内在机制的洞见对治理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等集体行动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国外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论与经验

近年来,受经济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出现许多新的类型与特点,如何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理论上看,国外学界主要运用社会冲突、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提出了制度化建议;从实践经验看,国外社会主要从法律基础、组织建设、警察制度、媒体管治等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控以及事后政府公信力的恢复重建。     

社会关系网络与集体维权行动——以Z省H镇的环境维权行动为例

关系网络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关系导向”的社会，各种类型的关系网络在当代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动员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本文利用发生在Z省的一个环境维权案例，借助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关系网络动员的概念，分析了横向关系网络、纵向关系网络和地方性市场网络在当代中国农村集体维权事件中的功能。本文发现，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人员动员和维持集体行动约束；纵向关系网络有助于资源动员，但同时又会对集体行动策略的选择产生约束；而地方性市场网络则为集体行动的扩散提供了支持结构。当然，关系网络必须与特定的集体利益相结合，才能保证集体行动不会在目标实现之前就分崩离析。     

公民表达权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

以法治方式治理国内日益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从群体性事件作为民众以非规范化方式公开表达诉求的面向观之,其法律治理需要兼顾保障公民表达权利与规范无序行为两个维度。民众以集体联合的"群体性行动"方式进行公开表达有其特定的正面功能,然却极易造成社会失序。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对保障公民表达权和规范公民集体行动的作用,适度放开公民表达权利行使的许可限制,将公民的集体诉求表达纳入规范和可控的法治轨道。     

抗争政治理论的三个研究视角

社会稳定一直是政治学长久以来致力研究的问题。抗争政治理论是社会问题的主要研究框架，它由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共同构成。在抗争政治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一共经历了三个研究视角。分别是心理学研究视角、资源动员研究视角和相关性视角，三个视角相互弥补。抗争政治的研究对于我国的群众运动有极大的启发。     

西方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集体抗争

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变迁,各类社会矛盾和集体抗争不断发生。西方学者利用其理论资源,对中国的集体抗争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以抗争运动理论为指导,西方学者就中国集体抗争形成的动力机制、政治机遇和动员策略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集体抗争对政治发展的影响。随着西方研究与本土研究的融合,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当前群体性上访闹事成因分析及处置对策

群体性上访闹事,是某一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指非党政机关部门)的群众为了谋求和达到某种目的,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的违反《信访条例》和社会规范,扰乱或破坏公共秩序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近年来,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不断增多,其中有些事件不断升级且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负面效益大,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及政治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怎样有效遏制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上升的势头,妥善处置这一“热点”问题,维护政治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政治发展视域下的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及其消解

在传统统治观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是消极和破坏性的,依靠强力的刚性维稳成为应对这类事件的普遍选择。但从政治发展视角看,在民主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社会改革内生动力缺乏的现实中,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扮演了要求、发动和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角色。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在于不断突破传统管控体制的单一模式,成为促使中国社会转向新型善治的原动力,倒逼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进而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只有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厉行以确认和确保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法治,推进以开放社会发展空间和提升公民参与实效为重心的民主,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     

问题在一线解决 感情在一线融合——松桃自治县大信访凝民心、顺民意、映民生

松桃自治县在信访工作中带着关爱、带着温暖去化解群众矛盾,信访案件办结率为100%,全县无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弱者的武器”: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解读

"弱者的武器"是斯科特在描述东南亚农民抗争行为时提出的概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重新界定后,用之解释当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制度外的一种利益表达形式。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改革以来,我国利益分化的强度和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利益分化引发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群体性事件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畅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等方面来应对。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预防及应对机制

近几年来，全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和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四个下降”。但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信访案件都是涉法涉诉案件。涉法涉诉上访出现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预防及应对机制，提出了对策性思考。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集体行动与我们共同的责任

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田洁在《光明日报》发表《集体行动与我们共同的责任》认为,随着公共生活空间日益拓展,人们的交往与合作愈加丰富多样,集体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责任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使公共生活空间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栖居之所,需要从根本上理解集体行动的成因,确认评价集体行动的准则,并明确个人在集体行动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让信访成为社会和谐的民意引擎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有两个消息颇受关注,一是全国信访工作实现“四个下降”(全国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量、非正常上访量和群体性事件发生量实现“四个下降”,     

内源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和化解策略

正内源性网络群体性事件,主要是指由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一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对社会成员情绪造成伤害,从而诱发的网络群体性对抗行动。内源性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它容易在某些因素的诱发下膨胀放大,因此网民群体围绕特定的主题,利用网络制造舆论或放大效应,采取集体行动,迫使政府作出适合自己的决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趋于复杂化、多元化,一些本属于内部的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发。因此,预防和化解内源性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新农村建设不可忽视重大社会冲突的妥善解决——枣庄市农村群体性事件调查与研究

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为发展农村经济做了许多工作,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农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农村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成为当前农村复杂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群体上访等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甚至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陷入一定强度对峙状态的事件。如何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     

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

文章以福建省厦门市下岗、失业工人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了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及其原因。遭遇下岗、失业事件的工人采取了三种不同形式的行动:集体行动、个体行动、不行动。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集体行动,其目标主要是经济性的,个体行动的主要形式是劳动诉讼,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工作和收入补偿问题。集体行动参与可能性与多种因素有关,替代性选择、信心、成本以及文化程度是集体行动可能性最主要的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