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微治理的基层逻辑与社区福利建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治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交融和互动过程中推进的,其模式也必然与这个过程的特点和需要有关。社区治理的目标诉求在实践中得以更新,从早期的维持社会生活秩序、进行社会管理逐步过渡到当下的为社区居民创造多元化的福利。微治理是社会治理优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体现的是纵横网络的贯通。实践中社区微治理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逻辑方向展开,通过自下而上的居民自组织与自上而下的国家事务催生社区微组织,建构社区福利。社区党组织的建设是突破各种行政壁垒、激发社区微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促进实现以党建为引领的组织的多元整合和横向联合。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生成路径、类型特质与实践反思——基于56个案例的QCA定性比较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寻求协同优势:实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西安市T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多元结构共同作用的集体行动,也是多重环节连续相扣的统一过程。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中寻求协同优势,需要在收集和识别居民多维诉求的基础上选定精准务实的协商议题,以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为原则选择构成合理的协商主体,规范协商会议的程序以确保多方观点的平等表达和充分交流,建立居民主导、政府协助、多方参与的执行与监督反馈机制以确保协商结果高效落实,并在行动全过程中积极培育社区普遍信任。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效果和质量,应当在社区动员和教育活动、社区协商制度等方面重点施策,以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政党建设社会:新时代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基于皖中J社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自组织建设是透视社会建设的重要窗口。“政党建设社会”这一路径主要体现为社区党组织通过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在社区自组织建设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要素培育,确保其能够遵循自组织逻辑而成长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构建活力社会的重要基础。这种政治优势具体可归纳为社区党员的社会化身份优势、社区党组织的资源枢纽角色优势及注重“过程—结果”的价值理性优势。正是基于这一政治优势,社区党组织在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的实践中,有效超越了政府科层体制下的技术治理局限,并突破了社区自组织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从而确保社区自组织建设顺利推进。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变机理与建构策略——基于微传播时代背景的分析

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日益可塑性、公共性、非对称性等特质。现实中在政群沟通、信息互动、社会管理上的有限正向作用,与形式主义、公民权利缺位、社会失范上的负能量之间的矛盾,正不断消解本已脆弱的政府公信力。依托信息的线性传递、动态抗衡、供需关系的内生流变逻辑,多元主体通过互动、互通、互助的形式决定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水平与质量。在未来的策略选择中,需要打通共通空间、压缩谣言生存空间、进行双重约束等进路,通过共情、共担、共治重建地方政府公信力。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上海推进政社分开与政社合作的探索与实践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破解难题，创新体制机制，从根本制度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经历了“政社合一”-“行政依附”-“逐步分离”的过程。     

政民互动平台推动公众有效参与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的比较案例分析

基于平台赋权和议题匹配两个维度构建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分类矩阵,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政民互动平台对公众的赋权充分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互动性;政民互动平台设置的参与议题与公众诉求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公众参与的获得感,二者的交互效应影响着公众参与有效性,并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间的差异。加强平台赋权的制度建设、构建议题设置的协商机制,是政民互动平台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决定因素。     

国际化社区治理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及其路径选择——一项来自S市B社区的案例研究

国际化社区成员的多元化决定了其价值需求的多元化,如何顺应国际化社区居民彼此陌生、孤单、需求多样化的特点,通过文化活动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通过居民自治,协商共议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加速文化认同和社区整合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首要难题。S市B社区＂相约九号＂社区自治平台这一新型参与机制的出现在演进逻辑上与社区治理有着某种对应关系。社区新的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显现,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和社区公共生活的拓展,实际上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但就基层社会管理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管理仍然任重道远。可以说,我国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模块化问政网络：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范式

问政网络是指网络普及时代，公民与政府展开理性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一般由网络理念、网络组织和网络运行机制等核心要素构成。宁波市模块化问政网络是网络行政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一次新的飞跃，不仅能够节约政府成本，实现网络行政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而且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范式。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合作社通过发挥集体的统筹功能化解了小农户的生产困境,合作社并没有以直接分红的方式来代替小农户致富,而以让利的方式带动了小农户的长远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激活了村庄治理,集体经济建设成为村集体动员党员的契机,集体还通过党员撬动了村庄的宗族力量,大大减少了村庄发展的阻力;同时,集体活动的增多也重建了村庄社会的公共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村集体与村民密集互动,也成为后税费时代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开发区的创建与发展: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作为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结果,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变迁的再现。这一跳出非中央即地方模式的独特研究视角是一种兼具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也可以昭显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新因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开辟新的空间。本文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再现其与中央政府的互动历程及特点,从独特的视角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审视。     

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诠释——以义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例

义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就义乌市场的形成来说,地方政府在最初的市场化改革中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商人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促成义乌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自由贸易.尔后,政府参与市场建设,促进了市场的规模扩张和形态升级,使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政府规制市场交易,促进了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和市场秩序的优化,义乌市场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商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乌地方政府提出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战略目标,形成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思路,义乌市场正在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小商品、日用工业品和纺织品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     

政府公共性视角下的公益与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分析

公益性是探讨政府公共性的逻辑起点,但政府行为中也包含逐利性因素,政府公共性限于特定的边界内并具有公益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性是有边界的,政府公共性在公益性与逐利性的缺失、分离与统一中逐渐彰显。在公共性边界外,政府逐利具有合理性,但应控制在促进政府的公益性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限度内。政府公共性边界现象的政策意义在于:公益性边界的勘定遵循边界内公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逐利效率无法通过民主实现;善政不仅要遵循民主法治逻辑,还要遵循经营逻辑;应注意"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     

国家共振：当下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

实现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基础。中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经历行政集权、政企合作、多元选择的演化阶段。应以国家共振作为政府公共决策模式内在逻辑的优化导向,通过转变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理念,打破不同决策主体思维边界,推进公共决策模式多样化实践,优化和重构当下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内在逻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治理能力。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我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对政府公关工作的有效开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认识政府公共关系在整合社会关系和协调矛盾冲突中的有效性,合理定位政府公共关系的基本目标,正确把握政府公共关系工作开展的着力点,对于新形势下政府公关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韧性治理: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因应与调适 ——基于W市J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个案研究

从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特征来看,提升社区应急管理韧性是夯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客观要求。借鉴"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理论,搭建强调主体能力发展、网络化参与、巩固社会资本和注重数智治理的韧性治理可以发现,该模式依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全面关注脆弱性群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等行动策略,构筑基层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保障了城市应急治理效度。然而,要建立具有韧性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需警惕社区应急能力内卷、社会资本分散、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及技术治理悬浮等现实问题。迈向韧性治理,实现社区在多元风险情景下的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有利于改善城市或区域应对突发公共风险的准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