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幻想——浅析阿伦特“人权的终结”观

阿伦特探讨了民族国家固有的矛盾——“民族”与“国家”的冲突，如何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并突出表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少数民族问题和无国籍问题上，当那些人失去政府的保护，诉诸于最低限度的人权时，却现什么权利都没有。在此情况下，阿伦特驳斥了近代以来的天赋人权观念，提出了“人权的终结”，并将人权归于公民权上，而这一观点也就折射出自启蒙以来普遍人权的理念与其现实境况之间存在的断裂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唯物史观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总范畴和总概念，它是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种“现实的人”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在唯物史观的“现实的人”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发展观上陷入误区，如果偏离科学发展观，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实践。     

中国毒品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引言：毒品历史世人皆知，中国近200年来，深受鸦片烟毒之害。从18世纪中期，殖民主义者即怀着险恶目的向中国输入鸦片。1835年至1839年，英国殖民者从输入中国鸦片每年获利平均折合白银59．6万两。1837年7月11日至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仅鸦片一项就占了337万英磅，抵销了当年中国全部对英出口额314万英磅有余。吸食鸦片在中国迅速蔓延，并成为一种“时尚”。社会各个阶层，从政府官员、军警到商人，从富绅、贩夫、妓女至闺中少女以及僧尼道士，均有吸食者。有人估计，在1838年前后，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吏中…     

从传播模式与功能理论看中国古代教化

中国古代王朝的教化传播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以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分析，它具有持久性、广泛性、渗透性及全员性等特点。就拉斯韦尔提出的“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传播功能而论，古代王朝教化传播所承担的功能与之相当，但中国古代以教化为中心特征的教育远非拉斯韦尔的表述那么简单，古代教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呈现出巨大的传播力，在教化传播过程中，中华帝国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象征，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与伊尼斯“媒介偏向论”所持观点正相吻合。     

法律的人本关怀及可能的危险——关于司法实践中“认真”对待民意的思考

面对当代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发展中有所超越，无论是群众感觉论，司法大众化抑或民生司法，都强调以人为本，在司法实践中认真考虑民意，体现了中国法律在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独特的“政治智慧”。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极端的民众司法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年建立起来的极其脆弱的法治传统，极易导致极端的“民粹主义”，影响甚至误导中国法制发展进程。     

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数千年的治安管理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基本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的治国者在谋求王朝的长久统治中，注重犯罪原因的理论分析与社会控制理论的总结与深化，从而完善了治安对策理论，并将其置于“图治之大本，救时之急务”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地保障其实施。第二，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有政治远见的王朝统治者确立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各项措施，     

韩方承认中国渔民被击中心脏

10月16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就韩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导致一名中国渔民死亡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韩方认真严肃彻查事件经过，尽快向中方通报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     

为了民族兴旺国家富强

1839年6月3日。在广州东莞牛背山下珠江旁，民族英雄林则徐一声令下，被西方列强作为牟取暴利的“武器”输送到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2万多箱、共重1175吨的鸦片。被分批投入长宽各45米的两个大水池内。这就是那场震惊世界、永载史册的“虎门销烟”。     

未来中国向何处去——谈“新左派”对改革的反思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各政治思想流派纷纷反思改革并设计未来中国的前进方向，而“新左派”的反思结论和政策主张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文章从分析改革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困境着手，探讨“新左派”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把握到“价值双核”对于其政治思想乃至感情倾向的深刻影响和根本性决定作用。文章同时还从思想特征出发揭示“新左派”在改革反息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思考了导致这些缺陷的现实因素和社会根源。     

心智成本、有限理性与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导致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统治者偏好与有限理性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心智成本的高低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偏好与理性有着重要的影响。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其所作所为对王朝的兴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可以将封建君主分为两种类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和异化的君主。通过构建并分析包含有心智成本的"成本—收益"模型来看,有限历史理性的君主在收益较大化原则下行动,不顾及心智成本高低,愿意付出更多的工作以延续王朝的统治,为王朝基业殚精竭虑;异化的君主则在成本较小化原则下行动,尽可能地节约心智成本,偏好于个人的享乐、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往往导致王朝的动荡与衰落。影响封建君主心智成本的因素,既包括政治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由于路径依赖、制度的自我执行等影响,随着王朝存续时间的延长,心智成本将不断深化最高统治者的有限理性与集权偏好,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封建王朝一步步走向动荡与衰亡。     

以史为镜，把“三个代表”思想当作党建的生命线

“五四”运动后，我国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华，摆脱帝、封、穷的困扰，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便孕育探索、创建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改造社会，建设美好未来的中国工人阶段先进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在诞生时，就旗帜显明地确定“消灭阶级”，“反对剥削”、“废除资产私有”、“推翻封建王朝”，“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榨”，作为党的纲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张对传统治国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在汉以后渐趋消亡，但法家各派学说却融会在儒家思想中，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创设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立了治国方向。而秦以“法律的恐怖统治”而亡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教训。     

药品与毒品──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仅用“鸦片论”概括马克思的宗教观是不够恰当的；马克思视鸦片为具有双重作用的药品，进入二十世纪后鸦片才被公认为毒品；宗教团体和信教徒是党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宗教有复杂功能和负面作用，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浅谈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

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在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明时代儒家思想得到了新发展，到明末清初，儒家思想走向衰落。儒家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影响都是深远的。     

王夫之从严治史主张辩析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伟大启蒙思想家。针对历代王朝奉为圭臬的“宽猛相济”的治民原则，提出了鲜明而独到的从严治史主张。这在中国行政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大贡献。本文对王夫之的这一主张从先严上官、重法倡廉、注重选贤养士三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辨析。     

河南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李志斌同志在林则徐虎门销烟158周年纪念日暨焚烧毒品现场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58周年纪念日。河南省禁毒委员会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旨在弘扬民族正气，推动禁毒斗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我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在这次大会上，还要集中销毁一批毒品，这是我省打击毒品犯罪成果的有力显示，也是对毒品犯罪的极大震慑，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再次表明了党和政府坚决禁毒的决心。”毒品祸国殃民，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给中国人民造成过巨大灾难。十九世纪初，以支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向我国倾销鸦片，进行罪恶贸易，掠夺我…     

儒家“内在超越”意识对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制约分析

儒家“内在超越”意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的设定，忽视了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内省和体悟的内在超越途径忽视了制度及其创新在个体人格完善中的作用；“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情怀，导致知识分子批判现实意识的缺失；注重个体价值实现，忽视了制度创新在群体价值实现中的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禁烟戒毒述略

鸦片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又对中国社会实行了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宣传发动，政府推进，群众参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禁烟戒毒成效显著，经验可鉴。     

公正是社会新秩序重构的底线

目前，国内意见纷呈、众说纷纭的各种情绪化“理论思潮”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理论繁荣”，而是反映了我们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面临着缺乏“核心价值”引导的真实困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体系关系辨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有不同的涵义和相对独立性，又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可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三者分别具这一总体范畴，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现实基础和客观具有极其丰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