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革命兴”:论清末新政中的革命因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使原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之中断,也使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和社会思维模式遭遇空前挑战.社会精英趋向多元,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回落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士绅阶层的分化和政治参与多元化的加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关系,并进而激起强烈的社会震荡.原本自我改良的清末新政,结果却愈改愈乱、愈革愈糟,不仅从内部加速了清制的终结,而且为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和革命方式新论

1 社会化大生产愈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愈尖锐,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愈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愈激化,阶级搏斗就愈激烈,最后导致暴力革命,——战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并不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革命可能沿着另外一种模式发展:科学技术愈进步,社会化大生产愈发达,其内在的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     

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展望

科学技术的发展，曾经在历史上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理论形态的变革，使马克思主义面临许多新的课题；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和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并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新科技革命不仅没有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更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力助推器。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我们依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1世纪将是高科技产业化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纪。     

论典型文学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以五四时期娜拉形象的中国传播为考察对象

五四时期,以娜拉为典型的新女性形象的传播是文化精英启蒙女性、塑造新女性的一种重要途径。学者的译介使娜拉形象得到了荐推与阐释;大众媒介的多方位传播使娜拉形象得以强势宣传;文化精英的评论及中国＂娜拉＂形象的塑造使娜拉形象得到了升华。娜拉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不仅使娜拉形象成功实现了社会传播,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为文学形象的社会传播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迈向后民族主义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视角的考察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迈向后民族主义社会。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现代个人在萌发和成长的早期超越天然的血缘、地缘等小共同体的束缚而将情感归属与政治忠诚投向更大的共同体的结果。具有权利、尊严与平等意识的现代个人的出现，带来了现代个人主义的价值革命，也推动了以族裔、文化和政治认同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而日益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更多自由选择、自我表现和自我解放的后现代个人的产生，掀起了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后现代主义者颠覆了现代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将民族或民族国家视为束缚和压迫的力量。后现代主义政治和知识精英们以多元文化主义解构现代民族主体文化，以身份政治和超国家政治解构民族国家族裔属性，同时后民族主义者积极构想后民族国家建制，试图建构抽空了族裔和文化内涵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后现代人的家园，推动了西方的后民族主义转向。这导致后现代主义的西方个人归属感丧失，国家凝聚力下降，国家族裔和文化根基被蛀空，自由民主活力枯竭，国家面临衰败和解体的风险。在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其竞争力也受到削弱。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内涵和价值，认识西方后民族主义的困境，有助于辨清西方文明演变的趋...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社会原有知识分子革命觉悟教育的若干经验与启示

毛泽东指出社会原有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历史任务,与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群体特征的结合,确定了保障物质利益与倾注精神感召相结合的教育原则灌输主流价值。以顺应个体发展与以民族大义为心理链接中心的革命实践教育为措施,着力于提高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革命觉悟,实现其工农群众化。做好当代知识分子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深刻把握当代知识分子特征、使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的亲密互动实践中坚定自觉。     

当代科技革命与国际人才竞争

人才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社会经济资源。方兴未艾的当代科技革命不仅加剧了国际人才供需矛盾 ,而且更加突出了人才的有用性、重要性和战略性 ,从而使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对人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动力。国际人才竞争因而也有了愈演愈烈之势。     

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级治理重构

从 “两权分离” 到 “三权分置”, 伴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增加, 农村新土地精英开始崛起。 在政府的推动下, 农村新土地精英主要由村干部、 老板、 职业农民和返乡农民工群体构成。 与旧土地精英相比, 新土地精英具有身份建构性、 市场主体性和利益依附性的特征。 通过向政治精英的转化、 与本地精英的联盟和对本身政治利益的巩固,新土地精英使村级权力结构由 “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二维结构向 “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 三维结构转变。 通过内生性权威向次生型、 外生型权威转变, 国家法开始影响民间法, 村级治理规则发生演变。 由于市场的进入, 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市场化差序格局显现, 农村社会秩序受到挑战。 新土地精英崛起不仅更新了村级治理的内容, 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村庄治理结构。 这其中, 产权关系与村级治理具有重要关联。因此, 深化产权改革, 需要对其上层建筑予以重视。     

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防疫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中国乡村防疫建设的有两股基本力量。一是政府系统，二是社会精英。政府设置的县乡卫生行政机构，在为乡民提供传染病防治设施、普及防疫观念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乡村建设派等知识精英也将卫生防疫列为拯救乡村的重要手段，并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其中不少为政府所采纳，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与传统社会不同，体制内的“士大夫”和体制外“士君子”对举办防疫的分歧并不大，他们相互依托，围绕着乡村卫生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这不仅推动了现代卫生事业的发展，扩大了科学精神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增强了普通乡民对个体生命价值及公共利益的关注，而且有益于社会转型和民族复兴。     

科技革命对中国传统工人阶级的影响

在西方主要国家发生的以电子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对我国传统工人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科技革命使中国产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大大增加 ,工人素质得到整体提高 ,工人阶级本身出现了内部阶层多元化 ;当今 ,中国传统产业工人不但会继续存在 ,而且数量会稳中有升。     

网络时代:文学的除魅与价值消融

文学曾被憧憬为一个神圣的领域,文学家也被认为是一个精英团体。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文学的发展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与价值观。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文本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文学网络化和网络文学的出现一改文学千百年来"精英创造"的烙印,使文学创作失去了原有的神圣魅力,更是消解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价值诉求。     

制造业的数字化革命与政府职能转变

数字化正在引发全球制造业的深刻变革。制造业正在由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国际化走向本地化,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更加模糊。在此过程中,社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结构、管理和消费模式都将发生变化;全球竞争由国家层面转向企业和个人。社会环境变迁使得政府原有管理方式不再适用;管理水平受到挑战。为适应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国际环境,政府职能需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经济过程的调控者转变为市场环境的维护者、公共知识和社会创新的培育者和产权制度的保护者。     

科技革命，撬动全球

从钻木取火到刀耕火种，从工业文明到信息社会，科技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也更加美好。科技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命运。每一次重大科技变革，总有一些国家能够把握机遇，脱颖而出成为强国。因此，全球科技竞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迎接新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信息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的崛起，而悄然兴起又迅速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导致全球信息化兴起和发展，而且反映全球信息化的演进过程，是全球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从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看，它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了两次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两次大的信息化浪潮。     

地位和资源优势的集聚——法国精英的个人发展路径研究

"精英统治"是法国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突出特征。国家传统、教育背景和职业路径决定论都无法完整解释精英群体统治地位的形成机制。基于深度访谈和简历信息统计,以国家行政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优秀毕业生为核心的法国精英在遵循"顶级高等专科学院-国家军团-中央政府-部长内阁-政府关键部门/公共企业"这一特定个人发展路径的过程中集聚起大量的地位和资源优势,并藉此获得技术精英个体和群体在法国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权。     

农业革命与国家生成：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视野

农业革命作为历史演化的重要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被公认为一种历史性社会进步。主流观点认为：以栽培和驯化，以及水利灌溉为基本特征的农业革命不仅是原始时期人类采集狩猎形态的进化，而且促使了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生成。近一段时期，人类学家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出现强烈的反思性、甚至是反叛性观点；尤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 201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Against the Grain是作者有意而设定的双关语，具有“事与愿违”的意思。此书2019年由翁德明翻译，麦田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反谷》^①。2022年由田雷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意译为《作茧自缚》。笔者在引用时兼顾三者，择而引之。为代表。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人类学的反思观点对于我国的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都需要辨析，值得探讨。     

青年精英与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基于湖南M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田野调查

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要将外源性资源与内生性动力聚合转换，促进乡村“新内源式发展”。返乡青年具备专业多元、思维创新、文化素质水平高等优势，应抓住当下青年回乡创业的社会契机，使返乡青年精英成为链接外源资源与内生动力的关键性角色。本文以湖南M自然村为个案分析，探究青年精英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使村庄形成新内源发展态势的背景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精英在熟人社会中带领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内生性动力在村庄内部激发凝聚，依托专业优势倒逼政府外源性资源投入，以提升作用的空间范围和系统层次，使内生性动力与外源性资源进行双向反馈互动；青年精英成立村社组织、制定行动策略，重塑动能形态，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事件搭接多元治理主体、助推乡村自治、孕育新兴产业，为乡村新内源式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论强关系的凸显与我国社会分层

强关系在当前我国民众和精英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封闭、精英再生和社会断裂。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结构调整的不彻底以及职能部门实施能力弱化甚至功能异化，导致弱势群体不得不而强势群体有可能依赖强关系。为此，我们必须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同时，加快制度结构的调整，使政府、市场与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形成互补共生的制度结构，为形成有利于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阶层结构模式创造制度条件。     

“文化野味”与“精神正餐”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流行起吃野味的风气。有些人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大肆猎食野生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林中爬的、水中游的，无所不吃，仿佛又回到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有的还竞相攀比，愈吃愈珍稀。有的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野味餐馆和野味市场，并且日见兴旺。吃野味不仅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可能将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危害人类的健康。已有研究显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很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