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近年来的救灾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社会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和配合.目前,在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面临合法性、制度性等障碍,因此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保障机制.     

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路径分化北大核心CSSCI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是核心问题,特别是社会组织能否吸纳专业人才。有别于传统研究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视角,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发生吸纳行为是基于有效合作治理的前提,即社会组织成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条件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现有制度环境的多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路径有所不同,归纳为"嵌入式"定向吸纳路径与"内生式"扩散吸纳路径。前者是社会组织迫于政府推进合作治理的压力引致,后者是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从理性互惠走向情感联结：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

在商业与社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实践中，企业与社会组织何以构建良好、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联合的力量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日益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考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五家企业基于“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的合作经历，可以归纳提炼出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合作初始阶段，理性面向的交换互惠机制在合作动机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基于交换关键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目标构建伙伴关系；进入合作成熟阶段，情感联结机制成为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关键，双方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信任强化与价值共创，使跨越部门边界的组织之间产生了超越理性的情感联结。正是理性与价值两种逻辑机制的交互与融合，共同推动了商业部门与第三部门可持续合作的实现。     

把握项目管理规律提高项目运作能力——三论新形势下的妇女工作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发展扁平化跨部门合作组织形态，强化项目管理日趋成为热门话题。各类社会组织通过争取项目，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多层次、全方位地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种大背景和发展趋势必将促进妇联组织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全新变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出发,分析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构建和谐海南要大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社会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社会组织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目前全省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000多个，已经完全融入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的过程之中，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行业经济信息的提供者、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协调者、市场秩序和企业利益的维护者、     

从强政府、弱社会到强政府、强社会——转型期广东社会组织发展的战略定位与模式选择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涵，已有研究对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较多，但对于社会组织的战略定位及其在重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有所忽视。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应该选择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将社会组织定位为高效率的公益服务生产者，以此建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最终形成强国家一强社会的局面。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政府战略性支持、跨场景合作与“弹性治理”机制的生成——基于浙江22个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以及偶发性,要求政府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能力:危机出现前的常态治理能力和危机出现后的危机治理能力,并能够有效衔接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已有的理论大多关注单一场景的治理问题,而很少关注常态治理和危机治理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近年来,随着救灾类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政府通过战略性支持其发展,并策略性发挥这类社会组织的多元功能,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常态和危机两种场景下的跨场景合作,从而推动了理论讨论和实践进程中长期被忽视的一种机制的生成——弹性治理机制。     

灾害救援中非营利组织的自合作趋势及其行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在灾害救援的实践探索中,非营利组织之间自发合作逐渐成为灾害救援中各主体的重要参与方式。非营利组织自合作,旨在通过合作网络的构建和社会救援资源链条的形成,力图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社会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统筹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社会参与的内生优化,从而提升救援能力和参与有效性。本文以四川芦山地震救援中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为个案,梳理、分析非营利组织自合作的过程和行动逻辑,最后针对政府如何对非营利组织自合作进行定位和制度容纳等关键性问题作出展望和讨论。     

推进广东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共销一合伙”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模式，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科学分类，推进“政社”分离和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与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差异化管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是推进广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解决“转什么、愿不愿转、能不能转”问题和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渠道的关键。     

非营利性组织发展与中国治理变革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营利性组织迅速发展起来，非营利性组织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治理方式变革提供了契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现阶段应加强非营利性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使中国社会治理方式从治理走向善治。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障碍和对策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深化农村改革、建设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育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临着许多制度政策障碍,如国家法律制度供给上的不足,缺少良好社会资本和合作组织管理经营能人,合作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缺陷,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工作没有科学到位等。因此,需要从政府扩大政策法律制度供给,优化宽松的发展环境,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合作社社员本位原则,合作组织自身建设,政府工作的科学性等方面提出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模式,它对于构建多元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态度困境、制度困境、体制困境以及技术困境。为了深入解析这些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法,文章从"信任文化建设、法律法规保障、政策支持和评估体系设计"等四个要素入手,来构建完善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模型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法治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思考

倡导秩序的社会组织管理价值导向要求摒弃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以政府供给法律秩序的法治化间接管理模式来替代。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并非"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组织",而是将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一并规范到法律框架中。创新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法治化来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具体步骤是在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法"的指引下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的责任机制和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机制。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转型期参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并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参政党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主体之一,作为统战整合体系和国家制度整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制度性力量,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在协助执政党整合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转型期参政党要理顺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构建参政党与社会组织双向共赢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     

试论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

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使中国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合作互助是风险社会的政府应急管理基本理念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一体化”应急机制的失灵,政府的应急管理必须走与社会合作互助之路。在“服务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打造一个“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当公共危机突至时,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避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