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身教”并不意味着轻“言教”

彭子旭同志片面理解了“身教重于言教”这一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含义,以为重“身教”就意味着轻“言教”,或者导致轻“言教”。实际上,提倡“身教重于言教”,是在肯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的前提下,强调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的意义上讲的。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等于只要“身教”不要“言教”。就象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并不等于马克思主张只要实际运动不要制订纲领一样。彭文将“身教”与“言教”简单对立起来,看     

重“身教”削弱不了理论性和科学性

本刊今年第1期刊出关于“身教重于言教”传统的一组讨论稿后,许多同志来稿来信,针对某些观点提出商榷意见。这里摘登几则有代表性的观点。     

不宜提倡“身教重于言教”

“身教重于言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传统。“身教”是指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和影响群众;“言教”是指用言语来传经授道。对这个传统进行一下反思和分析,我感到它有以下几方面的弊端: 一、客观上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性和科学性。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门科学,虽然有较强的实践性,但毕竟是一门科学,应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内容,才会有好的实践效果。强调“身教”,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行为的示范,缺少理性的内容,政工人员也把主要精力投入了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是造成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人不多、政工人员理论水平不     

不要把“身教”“言教”割裂开来

薛兵、韩金贵、吴梓照等同志的文章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彭子旭同忠的文章强调“言教”的重要性。“身教”“言教”都重要,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各执一端,则会走向片面。我认为薛、韩、吴三同志在强调“身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似乎在“身教”和“言敬”之间划了一道此重彼轻的鸿沟,并把现在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结为主要是领导干部不重“身教”造成的,给人一种简单化之嫌。第一,现在思想政治工作说服力不强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与一     

“身教”不仅仅是对“政工人员”而言

彭子旭同志以为“身教”只对“政工人员”而言,仅仅是对“政工人员”的要求。这是一种误解。就我所知,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下发的文件还是领导人的讲话,都从来没有把“身教”说成是只对“政工人员”而言,而是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的一个基本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政工人员”在内。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只有“政工人员”的以身作则,那么我们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吗?当前党风不正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为了克服党政机关的某些腐败现象,端正党风,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一级抓一级,这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身教”。倘若各级领导     

“年轻化”不是“低龄化”

干部队伍年轻化是党的事业恃承的战略选择,但如何界定“年轻化”,如何理解“年轻化”呢？许多地方存在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将“年轻化”视作“低龄化”,按照年龄定职位,     

“公仆”不是“父母官”

“公仆”顾名思义，指公众（人民）的勤务员。公仆精神实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然而，有些党员干部的公仆意识淡薄，他们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当起了威风凛凛的官老爷。“父母官”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当官者有‘暖民如子”这一说，老百姓也敬佩清官，仰之如父母，于是乎，“父母官”成了当官者的美誉。然而封建时代的“父母官”毕竟跟共产党的干部格格不入，一个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老爷，一个是勤勤恳恳，平等待人的服务员；在与群众的关系上，前者带有施舍含义，后者则提倡奉献精神。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看成…     

不是“不小心”

拿起一本杂志，信手翻翻，看到一篇《别不小心打 败了自己》的文章，写的是青年人就业的三个 故事。读完之后，觉得文章的标题恐怕是取错了，因为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不小心”把自己打败的。 先看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美编的秦女士，试用期不到就背包走人的原因吧。电脑室里有换鞋的规定，老同志都遵守得好好的，她受聘试用初来乍到，新单位、新环境，一次不换、两次不换还有情可原，可都两个月了，还经常光着脚踩一双凉鞋，那就不是什么“不小心”，而是散漫浪荡惯了，积习难改又不改。当别人向她指出时她还振振有词；“深圳那儿上班的人…     

人大不是“二线”

正有人说:"轻松,是在人大工作的最大福利"。也有人说:"在人大工作,就像是‘退居二线’"。于是,有人转岗到人大工作后,怀揣"混日子"心态,什么事都不想干,甚至认为这是退休前的一个"过渡阶段"。持这种想法的人,不是怀揣私心,就是弄错了人大的工作定位。在我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责任,不仅不是"二线",而且还是为民代言的"一线",监督政府工作的"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线"。这"三     

“我不是残疾人”

厄运是在我22岁那年突然降临的。 那是1980年的8月6日,星期天,我所在的黑龙江庆安县农机制造厂组织义务劳动——到工厂办的     

“承诺”不是赶时髦

自山东烟台社会服务承诺经验推广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结合自身实际相继推出了承诺制。这一举措,对于改善服务质量、提高社会的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平大有好处,值得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 然而,时下也有一些单位或部门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或是光打雷不下雨,或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违诺之后不了了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问题出在哪儿?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视承诺为赶时髦,口惠而实不至,一转身就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二是不顾实际情况,急于一步到     

政府不是“四面八方”

《人民日报》2月26日报道，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专职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当今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很多矛盾存在于市场不为、行政不到、法律不全。社会管理通常依靠三种力量：第一种是社会自治力量，我称之为“社会基础性调解”；第二种是行政力量，第一种力量失效后可借助行政调解；第二种力量失范后，动用第三种力量即司法调解。目前的状况是，行政调解过多，自治调解太弱，司法权威不足。在经济管理方面，政府已学会用市场机制这个基础性手段来配置资源，而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需要多用社会自治这一基础性手段来管理社会。     

降息不是“千斤顶”

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也未能扭转美国经济下滑的趋势;日本即便实行“0”利率政策,其经济前景也还是一片黯然,可见利率并非百验百灵,对于结构性、体制性的经济问题并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虽然降息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所能起到的作用早就受到质疑,但对于降息的呼声仍然很高,大家对此的寄望也很重,而本次降息能否承此重任呢?     

“不是为了挣钱”

罗曼·罗兰《罗马的春天》引《致母亲》信,言及高远之志:“我未来唯一包孕着虚荣心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精力和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贯注到一两部文学作品中去,创作这一两部作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生平的使命。”(1890年2月12日)时罗氏年方24岁。 经酝酿、草创,罗氏“大交响诗”《约翰·克利斯朵夫》始得从1904～1912年发表在小型杂志《双周     

“国情”不是挡箭牌

近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我国PM2.5标准与国际实行了低水平接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学习外国经验的结合。我国PM2.5标准仅与世卫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设定最宽限值相同。继去年乳业全球最低行业标准之后,国情说再次成为低水平国家标准的挡箭牌。针对公众对我国部分国家标准低于国际标准水平的质疑,一些部门常常拿国情说事。其实,不论乳业新国标还是低水平PM2.5标准,说穿了都是健康为GDP让路。     

转变观念不是“筐”

华北油田采油五厂辛集工区秦川牛：时下,“转变观念”成了时髦话,无论是在报刊媒体上还是在现实中,出现的频率都很高。特别是在企业对下岗工人做思想工作时,它又成了“日常用语”──“转变观念”似乎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多复杂的问题、多困难的局面、多沉重的情感,似乎都可以用“转变观念”四个字解决。这种简单化、形式化的做法笔者实在不能苟同。别的不说,拿工人下岗来讲,就不能用“转变观念”这个 “筐”去简单地“装”──道理明摆着,工人下了岗,除了要“转变观念”,还有一个感情接受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国…     

政府不是“地下党”

一些地方,一旦出事,首先想到的不是将信息公开,将事实真相尽早告诉社会各界;而是怎样捂盖子,怎样防范公众和媒体捅娄子。所谓出事,多不是好事。对于负面消息,一些人有一种职业敏感,不能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深怕一旦真相捅出去,会不会引发骚乱?会不会有损政府形象?会不会对政绩不利?会不会上级不高兴?所以,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     

“交差”不是落实

年终岁尾,不少单位要写年终总结,可有人并不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只是为了"交差"。"交差"现象林林总总,不外乎以下几个类型:一是照本宣科型。上级怎么说,下级就怎么干,看似对上级精神"认真落实",实际成了照本宣科的"交差"。二是明哲保身型。不少人信奉明哲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