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恰适性路径探析

社会学制度主义恰适性逻辑,主要关注行为对于情景的适当性和制度对于环境的适宜性两个方面。从价值取向、主体动力和创新途径来看,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恰适性实践逻辑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构建实现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基础。其基本路径为:以宣传教育为手段提升公众对社会治理的理性认同,以"公共性"为目标建立社会协同善治平台,以公众利益为中心构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以非正式制度变迁为重点塑造恰适性社会治理环境等。     

制度分析视角下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探微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要素构成,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的发挥,主要体现为强制性政策法规的建立与执行、行动者的自律与共同体的他律以及行动者对高校廉洁文化的认同三方面要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在现实运行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备与执行效力低下、行动者价值观念偏差与共同体关系不彰以及"潜规则"对高校廉洁文化的消解等现实梗阻,它们造成高校反腐倡廉制度部分失灵。应从完善政策法规与提升制度执行力、形塑行动者价值理念与厘清共同体关系以及破解"潜规则"与培育高校廉洁文化几方面来进行制度补给。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协调机制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具有跨地域性特点,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利益主体众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容易引发府际冲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如何有效解决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问题,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以及府际治理的重要方向.府际合作能够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发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以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为研究对象,分析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横向府际冲突协调,对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模式及实践情境 ——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

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有效模式,对推动我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下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和目标管理理论,为分析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应用由制度规则、责任主体、协同执行、结果评估、绩效反馈五个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内外典型生态治理案例开展分析,可以归纳国内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绩效问责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问责情境、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因此,在特定问责情境中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对绩效问责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域.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协同治理的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分化,社会格局转型,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都以风险的形式最终呈现,因此安全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诉求。风险作为转型社会所有特征的集中表象,最明显最容易被察觉,故而公共治理也逐步表达为有效率地防范与控制风险,保障与促进安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多元化催生出以安全为核心的全新治理时代,其特征就是跟随治理理论的跨界协同,其目的是资源互补,最大可能地避免利益冲突,形成合力实现合作各方的共赢。食品安全政府协同治理,突出政府主导性并不表现在其能够遏制其他治理主体的利益,而是表现在其能够有效地容纳多元利益。制度作为协同系统中的重要快变量始终冲在研究舞台的最前面。     

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架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实现由共治到善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畅通、高效、无缝隙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由共治实现善治,突破单边权力失灵的困境。当前适合中国实际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主要包含灵活的主体参与制度体系、严格的过程监督制度体系及完善的利益保障制度体系三个维度。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卫生事件演化机理非常复杂,涉及管理环节多,覆盖面广,影响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让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需要倡导和调动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但当前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在治理主体的合作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因此,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立法以及协同治理法规制度,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就成为了实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不同要素、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利益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客观存在的地方利益是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种以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地方居民等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具有客观合理性、从属性、双重性、隐蔽性以及共生性等几个方面的特性.地方利益的现实存在,往往会诱使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事务治理的过程中罔顾全社会的公共利益,通过一系列非理性行为,来追逐本地方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恶性扩张、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制度伪创新以及在利益航向标指导下执行公共政策等这些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无一不与地方利益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要治理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就必须合理引导地方利益的实现.     

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制度供给

在当代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理性选择由现代性与技术二者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性制度供给的路径。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论前提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逻辑在于遵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与虚拟现实性共融共生的合规律性,而其所发挥的功能体现在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利益分配以及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为此,应该科学定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实践:就其过程而言,应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克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和偏差性;就其供给质量而言,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人们的内心服从和行动自觉;就其实际操作而言,应力求协调并平衡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以及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类型的制度供给能够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增强制度的效能与效用。     

新型举国体制:概念、内涵与实现机制

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领导体制、治理机制、发展模式,是中国制度体系、治理体系、科技发展体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扬弃传统举国体制的过程中,新型举国体制展现出现代化、市场化、集中化、体系化、全球化和国家利益至上性等鲜明特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此方能发挥其独特的政治优势、竞争优势、协同优势和战略优势。     

论西南省域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是省域地震应急联动协同的前提,应当遵循分期、分级、分类和分层的原则进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区域联动制度和部门联动制度.前者以行政区划为主体构成要素,以现行的行政层级设置为建构框架,其目的是实现相同行政级别的一级政府间的协同合作；后者则是相同行政级别地震部门之间的联动,包括同一行政区划内的地震部门和跨行政区划的地震部门；依据应急分期不同,这些部门联动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