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党性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哲学是有党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常识和哲学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是否承认这个党性并且能否正确地坚持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列宁选集》第2卷第231页)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常识性     

党性就是立场问题

共产党员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领导干部有没有党性，关键看信仰是否坚定、理想是否远大。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精神上就可能缺“钙”，就可能得“软骨病”，就不可能有坚定的党性。     

“重义轻利”辩

义利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仁智互见,莫衷一是。而为世代认同并沿袭至今的则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不失其双重命运:被批判和被运用。而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如何才能走出这理性和情感的“二律背反”呢? 人们对“重义轻利”价值观持否定态度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将义利对     

论哲学党性原则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

哲学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新时代,哲学党性原则仍没有过时,且具有现实解释力,任何虚化或否定哲学党性原则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继承哲学党性原则有助于破除对唯物主义的污名化,批判唯心主义思潮的虚伪性,坚定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继承哲学党性原则,必须坚定唯物主义立场,树立科学的态度,在实践中坚持哲学党性原则。     

“80后”干部的党性教育刍议

“80后”干部在党性方面存在根基较浅、党性锻炼消极、党性原则较弱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需加强“80后”干部的党史教育，筑牢其党性根基；深化其党性认识，增强其党性锻炼的积极性；突出党性锻炼的针对性，强化其党性原则。     

高度重视党政干部理论品质和思想作风建设

在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究竟怎样正确认识和评价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求和解决的重要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无疑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打开了根本的思路。所谓“理论品质”,具体到党政干部来说,应当涵盖干     

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一九四一年)

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呢?就是说,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哪些方面修养和锻炼自己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 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     

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继承与创新

杨献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其本身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基石,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支配着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增强党性;它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体现;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是违背党性原则的。因此,任何淡化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在现实生活中，哲学这门高度抽象、议论玄远的学问，究竟能够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存在着。尤其是在大家都关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工作实务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要想清楚透彻地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离不开哲学了。其实不光是对哲学，对于任何事物，人们也都要问问：“它有什么用？”而“有用无用”的问题，和“利弊、善恶、美丑、优劣”等问题一样，在人类生活和思想中带有极大的共同性、普遍性，对它们从来就有很多思考和争论，这本身就形成了哲学中的一个领域。在…     

1958:毛泽东的信心和疑心

<正>1958年10月2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在谈到关于中国的“大跃进”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我们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候正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     

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

当然,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究竟是什么经济?商品经济是否必然消亡,如何消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是留待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自己去解决为好。但是,问题既然提出来了,作为学术探讨,有几个问题,还需要向同志们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在什么著作里明确提出过计划经济这个概念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计划经济”?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列宁提出过“计划经济”,但他不是作为商品经济形态的对立物提出的新的经济形态,而是作为无政府市场经济制度的对立     

从坚持党性的高度认识落实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制定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领导的，也是通过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自己的党性的。执行不执行党的路线、贯彻不贯彻党的方针、落实不落实党的政策，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实现，而且直接关乎到党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党性觉悟的状况。从政治上讲，落实问题就是衡量党的领导干部有没有党性原则的试金石。坚持党性原则，就必须克服实际工作中落实不力的问题，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全面准确积极地贯彻。 坚持党性原则，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     

基层工作如何体现“以人为本”

密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松柏问:“以人为本”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基层工作中,我们一方面有“‘以人为本’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又对基层工作究竟如何具体体现和实现“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困惑不解。“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上正确理解把握“以人为本”?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做到了“以人为本”,它的科学标准是什么?我们期盼得到专家的答复。 基层工作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精神?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如何从理论向实践飞跃这样重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     

《党性是什么》

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党员干部要讲党性,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并强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那么,什么是党性?这是一个有必要深入思考和进一步讲清楚的重要问题。讲清楚“什么是党性”,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似     

年轻一代不再为“身为美国人”而自豪

“作为美国人,你会感到自豪吗?”这是美国《新闻周刊》提出的问题。让这份期刊吃惊的是,对这个“既简单又沉重的问题”,美国许多年轻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论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坚定的党性立场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脱离了科学性基础的所谓“党性”,是一种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假“党性”。坚持党性原则是实现科学性的重要政治保障。坚持了党性立场,就等于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富有价值的方位上。     

达尔文主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挑战

达尔文和华莱士开创的达尔文主义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挑战了政治、宗教和科学领域的传统观念,其影响至今余波未息。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大多以物理学为其科学理论的典范,达尔文主义对在它之后兴盛起来的科学哲学也提出了挑战。它挑战了科学哲学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使得人们追问究竟什么是科学?它也挑战了科学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论,使得人们追问在科学中究竟有没有公认的科学方法?它挑战了科学哲学中的还原理论,使得人们追问应该有统一的科学哲学,还是不同的科学领域有着自己的科学哲学?     

《党性是什么》:讲清楚“什么是党性”

正无论承认与否,某些现象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某些观念可能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就此而言,今天讲清楚"什么是党性"的问题,真正地走进党性,把握它的实质,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走进党性并不容易。为什么我们总觉得似懂非懂?总觉得离对它的全面把握有一段距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性"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还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政党的"精神"属性,是内在于政党组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和立三路线

(一)中国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当着1927年冬天至1928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那么,中国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呢?它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的理解是:中国革命运动正确的理论基础就是把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关于不平衡的原理运用于中国,把不平衡的原理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结合起来。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中国革命     

12、关于“和平演变”问题

对于“和平演变”的认识,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五十年代末,我们党针对帝国主义政治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出现“和平演变”、的“预言”,提出了要防止这种危险的问题。可是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正确原则下加以阐发,就被纳入所谓“继续革命理论”的轨道,从提法到内容都朝“左”的方面转化了.十年内乱之后,人们主要注意力转向现代化建设,这个问题似乎又被淡忘了,甚至有人还把它当作“左倾”错误的内容而抛弃。究竟应如何正确看待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