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教养立法专题理论研讨会综述

劳动教养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推进公民权利和人权保护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 ,在日益加强的国际人权对话和交流中 ,劳动教养的法治化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热点。对劳动教养立法的制度设计 ,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此召开的中国劳动教养程序立法专题研讨会和实体立法专题研讨会 ,也是我国第一次劳动教养立法的专题理论会议。     

劳动教养立法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制度创建了几十年来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它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却缺乏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劳动教养法，使劳教工作举步维艰。本文从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适用程序不规范、性质提出不统一，以及劳教工作法治化等方面，阐述了劳动教养立法的紧迫性。只有劳动教养法的制定和颁布才能使劳教工作真正实现法治化，促进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寸能使劳动教养这一具有中国持色的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劳动教养立法之我见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法制制度,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进,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顽疾已经严重阻碍了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本文试图通过管教工作的相关经验及一定的法理学分析,来阐述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立法改革设想。     

劳动教养立法模式探讨

劳动教养立法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但是,劳教立法应采取何种模式,则不无争议,主要有吸收立法、易名立法和单独立法三种模式。劳教立法模式比较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在平衡理想与现实、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作出,劳动教养调整对象的专属性、劳动教养调整方法的特殊性、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独立性,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正确的方针政策,决定劳动教养应进行单独立法。     

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基础问题思考

劳动教养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重要司法制度,劳动教养立法是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必需建立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夯实劳动教养立法的“四大支柱”：立法和法理学上的法治化支柱;制度设计上的宪法或宪政支柱;处罚体系设计上的实体法支柱;处罚适用上的程序法支柱。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是劳动教养立法面临的基本任务。     

论劳动教养的现状及其立法走向

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价值取向及现存的主要问题的分析 ,阐明劳动教养的性质以及立法过程中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透过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看中国法治进程

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的弊端突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法治进程。本文就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制度的作用及问题,浅析中国保护人权和法治进程。     

浅论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缺陷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50多年来,毋庸置疑,它在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惩罚教育有轻微犯罪行径的人员等方面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作为一种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与我国的现行法律相冲突,自身内容规范也存在瑕疵,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缺陷问题愈发突出起来。本文试从立法角度对其缺陷进行分析,并对浅述了自己对劳教立法的构想。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英国反恐立法的新发展

英国自20世纪初期就存在反恐立法的雏形,后于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专门的反恐法。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反恐立法,极大地改善了反恐怖斗争的法律环境。然而,随着恐怖主义态势的变化,英国反恐立法也面临着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的抉择。     

论发展权的法律救济机制

全球社会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开发发展权法律救济机制的关键在于对发展权的可司法性缺乏应有的理论认识。发展权的可司法性无论是从价值、性状还是范围上,均可得到充分求证。而发展权侵权行为的界定则是进行救济的前提,其内在要素包括结构性侵权和个体性侵权,外在形式分为作为与不作为,尤其是从"具体性权利论"这一新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国家不作为侵权行为对发展权的重大影响。在"国际宪政关系"新视野下,发展权法律救济程序的权利义务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之展开具有不同于普通人权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其互动的关系模式即权利救济机制的运行程序包括:内国的确权之诉及相关审查机制、请求国家赔偿的给付之诉,在国际上,可巧妙地将《发展权宣言》的抽象规定链接到现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具体规范之中,利用现行国际人权公约设定的硬性机制予以实施。     

人权的法律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应当是依法保障人权的社会,人权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健全而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障.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完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权论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由此形成了不同派别的主张。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最深层次因素是主权,不同的主权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主权又决定于其所处时代的情势。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对传统的主权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主权与治权两个维度去理解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主权观,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法律文化现代化条件下的土地立法问题

从土地法学的深层普遍现象——土地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土地立法的相关问题。在现代文明社会,土地立法的内容、价值选择及立法方法的转向是必然现象;土地立法应该致力于建立现代的土地法律体系和贯彻权利本位的立法精神;政府部门的权力要受到约束,人们的合法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对土地立法进行一般性的法理分析,制定符合现代法律文化的土地法以促进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土地问题。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行     

刑事立法完善之我见

加强刑事立法,对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和提高执法能力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刑法应设立见死不救罪,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把经济性犯罪的死刑规定减少到最底限度;同时建议将测谎仪等问题纳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