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算法行政问责的机制与评估——基于欧美40份政策的实施分析

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第三代算法推动政府部门自动化行政变革。算法行政放大算法常规风险的同时,也凸显出行政领域的特殊风险。为规范算法行政活动,欧美地区实施了第一波算法行政问责政策。每一政策都反映为一种或多种问责机制,以运行机制和问责主体为标准从中析出科技伦理问责、算法影响评估、透明度机制、行政程序法问责、审计/监管检查、独立问责机构、禁令/暂停措施、政府采购等八种问责机制,分析机制运行假设和实施中反馈的问题。结合行政问责理论对欧美算法行政问责政策进行总体评估,发现现有政策在信息提供、质询强度和有效激励等方面存在不足。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算法行政问责制度需要体系化展开,结合我国现状和欧美经验教训,提出优化算法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议。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完善对策

目前,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尚存在行政责任不明、行政问责乏力、行政问责法律缺失、行政问责文化滞后、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存在缺陷等问题,解决的方法与思路是明确行政责任、强化异体问责机制、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培育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健全针对行政问责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电子政府建设中的行政问责机制探讨

简述了电子政府的内涵及行政问责在电子政务建设中的作用。列举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行政问责机制面临的问题：因行政任务具有弹性而可能存在责任界限模糊的状况;责任绩效考评存在困难,激励机制需要强化;政府组织的权力强化,职权行使与对职权的监督之间出现失衡;固有行政责任机制所陷入的效率困境。探讨了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途径：强化组织机构的执行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承担机制;强化电子政务的绩效评估与绩效激励;强化社会问责,增强政府回应性;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政府管理变革;制定有助于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法律法规。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困境与重构：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面临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的现实困境,造成了行政问责不畅、不公、不广、不力等消极后果.为此,我们应从界定问责主体、明晰问责客体、公开问责信息和完善问责机制方面入手消除不良后果,善行政问责制度.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行政问责地方立法的差异以及所折射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地方立法对进一步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实现了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同时具有一定的立法共性。但是,地方立法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一些差异,反映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一定分歧和暴露出的问题,这是今后立法需要考虑和完善之处。1.立法依据的缺乏统一性云南省的《问责办法》规定其立法依据是《公务     

论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

行政官员的“问责”在去年的非典疫情后,成为推动我国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建立具体而又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有利于培养一支高效廉洁的行政队伍,有利于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完整的行政问责既有同体问责又有异体问责,二者相辅相成。当前启动的行政问责主要是同体问责,异体问责主体存在缺位,影响了行政问责效果。要建立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加大其中异体问责的力度。一　当前行政问责中异体问责的缺位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     

公民精神与公共行政

公民精神实质上就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价值与信念,充满活力的公民和有效的公共行政是相辅相成的。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的实行

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     

非营利组织问责类型:一个成本导向的解释

本文根据问责方偏好与组织使命的吻合程度和问责方对负责方的强制程度,为非营利组织问责提供了一个新的分类——自我问责、层级问责、社会问责、法令问责。问责成本可以分为狭义实施成本和机会主义成本,其中实施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上升,机会主义成本随吻合程度或者强制程度的上升而下降。问责类型的选择和组合主要是一个成本权衡的问题,不同情境的最优问责有匹配的吻合程度和强制程度。     

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治理与问责制

我国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奢侈行政现象密切相关。从该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出发,可以将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归结为"诱发型"浪费和"原发型"浪费两种类型。完善行政问责制有利于遏制"诱发型"浪费,但要真正遏制乃至根治"原发型"浪费还必须对制度、政策、结构及价值等进行整体问责。因此,考量我国遏制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久治无功的缘由,应该重新审思问责制能否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并以此推进政府的深层变革。     

印度《信息权利法》的实施及其启示

印度政府2005年实施的《信息权利法》是行政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该法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没有及时回应公众、缺少责任追究等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各级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教育问责制在中国的建构

教育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是顺应国际教育改革趋势和国内行政问责实践向教育领域扩展的结果,也是我国保障教育质量、强化教育责任、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和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推进我国教育问责制完善的路径主要有:培育教育问责文化,加强问责立法保障,强化异体问责,构建科学的问责体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问责方式,明晰问责程序,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责任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

建构现代化责任政府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 ,这不仅是实施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也是国际竞争和国外行政改革潮流影响的结果。树立责任行政理念、加强责任行政的立法、健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创新公民导向的管理方式等是建构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论公安边防部队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完善

公安边防部队领导干部问责以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预防事故为目标,已逐渐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它相对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有其特殊之处。因而有必要在借鉴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相关研究的同时,根据公安边防部队自身特点寻找出更为合适的完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