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要从国家权力的高度看待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发挥意识形态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功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形象塑造、体系建构、合法性辩护和运转支持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涉及意识形态与民众之间、意识形态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之间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要实现彰显思想魅力与掌控意识形态资源协同推进、强制手段与非强制手段共同发力、思想指引与制度建构有机融合。     

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性回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们党适应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我们党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命题,归根结底就是要回应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夯实并丰富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体来说,主要有三重维度,即制度合理性问题、社会焦点问题及发展的应然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分别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合法性回应的根本保障、现实基础及不竭动力。从根本上来说,要消解人治障碍,建设法治中国。     

有限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有效性与合法性是任何政府得以存续的必备品格.相对于无限政府而言,有限政府的主张--严格限定政府的活动范围,要求政府仅限于在公共生活领域内行动,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保障个人自由自主的选择活动,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制衡监督机制,阻遏决策失误、政策执行偏差和政府腐败--保证了政府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有限政府又提供了政府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以个人为政府目的提供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政府权力的分享和调整通过和平、公开、自由、竞争的选举达致的各种制度安排提供了合法性的结构基础;抑恶的种种设计提供了欲为善者展现个人优秀品质、个人魅力的巨大空间则提供了合法性的个人品质基础.     

有效性与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有效性是传统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时期和封建主义时期 ,以及欠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独裁主义时期和威权主义时期 ,有效性为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来源。     

安全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网络风险及防卫对策

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网络文化交往中,文化商品的泛滥、文化权力的滥用,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为此,要加强网络文化交流中的风险预警,制定网络文化冲突中的攻防策略,重视无形较量,灵活运用信息进攻与信息防御两种战术,不断提高国家信息攻防能力。     

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论社会正义对国家和政府的规约

社会正义作为总体性的价值标准规约国家和政府的性质、职能、制度和行为,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蕴涵规定着它的社会正义性。社会正义是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根本尺度,是国家和政府的总体性规范,是国家和政府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和标准。社会正义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的核心价值,公务员应当切实遵守社会正义准则。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空间的结构调试:中国行政区划70年的变迁与功能转型

行政区划并非仅是对地理空间的简单划分,更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经济运行效率以及尺度重构倾向的重要命题。以往调整实践表明,行政区划不再是局限于国家空间结构的制度安排,更成为政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见方式。在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展开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区划实现了由"纵向—配套"到"横向—框定"再到"嵌套—协同"的功能转型,权力、资本与尺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切实变革着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互动始终是区划调整的关键性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向转换是推动区划调整的内在要素,国家战略的尺度选择也逐渐成为区划调整的抉择因素。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