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中的权力结盟——基于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演变视角

城市权力结构变迁伴随着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全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城市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形成了联盟。同时,当权力结盟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进行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过程就难以受到其他政治主体的制约。精明增长对城市增长之间的理论替代,既意味着城市的边界受到了限制,也意味着权力结盟必须遵循边界约束,即城市发展必须与社区权力联系起来,并以紧凑的城市空间提供更加协调的公共生活。但是伴随着再城市化的进程,精明增长理论中的城市理想仍然可能被新的社会隔绝所打破,城市发展仍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权力冲突之中。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政府利益内在性的抑制与政府权威

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是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强化政府权威,也可能是背离、侵蚀公共利益,削弱甚至丧失政府权威。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负和博弈,破坏社会诚信,制约现代化进程。需要弘扬宪政精神,完善宪法制度,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强化政府权威。     

市场经济功能与地方政府管制的限度--以郑州“馒头风波”为例

本文通过对郑州"馒头风波"案例的背景介绍及其问题与动因分析,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仍强烈地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权力全能"、"权力独大"与运动式管理的思维模式,政府管制过度与不当使本来就发育不全的市场秩序无法有效地发挥功能,这就需要培育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管制范围,做到市场有效、政府有力、社会有序.     

“小政府、大社会”与廉政建设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小政府、大社会”是控制权力腐败的必由之路，也是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性的选择只有在承认权力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缩小和控制政府权力的运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和社会自治范围，从而把权力腐败现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社会回归——行政权力的演进方向

随着先发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上。根据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点,国家权力是由社会让渡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势必要求将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权力收回。而这些需要回归社会的权力往往是通过传统的政府的行政职能来体现的,因此,通过调整政府职能范围来重塑行政权力的行使空间,是确保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关键。     

有限政府:民主政府的时代内涵

民主政府的实质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由于人民对政府的授权是有限的,因而,政府就必然是有限政府。鉴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市场经济形式下的政府也只能为有限政府。有限政府是政府介入社会和市场的程度在无限政府和无为政府之间,其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上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权力清单制度认识的几个误区与纠正——兼谈制度完善的几点思路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政府公开自身权力,最大程度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有益尝试,对于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促进政府正确履行职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权力清单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这些认识误区的实质是对清单的法定性认识不够清晰,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清单任意设定权力事项或者推脱责任,以及认为权力清单设置了法外标准等等,这些误解需要予以厘清.在消除这些误区的基础上,设置权力清单的审查监督制度和动态调整制度并确定合理统一的编制标准是完善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措施.     

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存在和蔓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腐败不除,将会严重威胁我党的执政地位、政府的公信力和行政效率,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并且必将影响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因此,惩治和遏制腐败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如何有效治理和遏制腐败?笔者认为,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是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     

论政府规模的扩张与限制

政府规模与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政府规模扩张具有必然性,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社会需求的扩大及政府职能的扩张。政府规模扩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政府规模膨胀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社会健全的一种破坏力量。合理政府规模的度量通常采用三个指标:政府支出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政府公务人员与总人口或就业人数之比与行政机构的数量,从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政府规模是比较大的。限制政府规模的途径包括: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界定,行政资源量的刚性约束的建立,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及借鉴灵活政府模式、精员简政、缩减政府规模。     

“赋权增能”:社会组织成长路径的逻辑解析

政府权力是影响社会组织生长的最重要外部力量。政府赋权给社会组织既是国家权力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权力不断扩张的反映。社会组织权能关系呈现多元化形态,即权能相符、权大于能和权小于能。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权力边界处在经常性的变动中。政府赋权的方式、种类繁多,各具特点。以知识能力和运营能力为维度的社会组织能力结构冰山模型,揭示了社会组织能力构成的基本特征及演进规律。推进社会组织的"赋权增能",必须从社会组织实际出发,坚持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的原则,采取整体性推动与分散化探索有机结合的方式,以及政府简政放权与社会组织能力评估协同相统一的推进策略。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路径选择

一、通过意见表达来监督政府权力 在每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利益集团都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现象。意见表达可以说是利益群体（利益集团）制约政府权力最主要的途径，而这种制约集中体现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决策。利益群体一般都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性，这是它们联合的基础。而正是这种利益倾向性促使他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和地方总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权力生态学视角下的权力主体及其转化——基于未来社会设计逻辑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现代社会中权力主体的权力结构状态为:权力单位最大的组织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权力单位。这种状态是权力主体从自然主体发展为结构主体的结果,最初,氏族、家庭是权力的自然主体;后来,人类自己产生了社会组织及国家,就出现了权力的结构主体,而当个人权力让渡给国家以后,国家就成为个人权利规定的主体。权力的结构主体是以其中的一些自然主体转化成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被动服从的权力客体为标志的。权力生态学设计的未来人类社会是权力结构主体消失,个人权力被还原,没有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在的自觉性控制,权力主体将以自觉主体的身份出现。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指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政府是万能的、权力是无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化的结构,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     

加强人际合作: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和谐

地方政府间关系,是指地方政府为了执行政策或提供服务、而与其它政府所形成的相互运作关系,其实质就是政府之间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地方政府问关系运行受政府间权力关系、财政关系和公共行政关系的制约:权力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基础,它最终决定了各级政府的各自地位和职权范围;财政关系是国内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它直接决定政府间关系的现实状况;公共行政关系是政府间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活动关系,其基本形式取决于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因此,地方政府间关系是一种有序制度结构,其所处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形态.     

米歇尔斯政党思想的解读和批判

米歇尔斯在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对政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的论断,认为组织和政党官僚化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米歇尔斯政党理论过于极端了。米歇尔斯因为对组织模式、组织权力、组织结构和组织环境的片面认识导致了其理论的局限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寡头统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铁律",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社会的性质,"寡头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社会的产物。当社会的性质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时,权力、精英和大众心理、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等都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就会使得领袖和大众分野变得不可能,"寡头统治"丧失了赖以延续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寡头统治"不再是一种"铁律"。     

论法治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首要尺度,是区分先进型的和谐与落后型的和谐的首要标志。倡导法治必须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的精髓是约束政府权力、捍卫公民权利,依法行政与违法行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承认权力是有限的,后者却景仰无限权力。政府的法治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一种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即法治政府虽非和谐社会的充分条件,却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单靠政府讲法治还不足以实现社会和谐,但如果政府不讲法治就会毁掉社会和谐。因此应采取三条措施,一、对于行政诉讼案件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性审判;二、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出庭应诉;三、以启动行政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为核心捍卫宪法的尊严与权威。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

由于各国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制度安排。但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引发社会组织之间的恶性竞争、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勾结串通,暴露出"供应商垄断""权力寻租""隐性腐败"等问题,"公地悲剧"由此产生。通过博弈分析发现:权力滥用、制度失灵、监督缺失、卖方垄断等是造成"公地悲剧"的一系列重要原因。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建立以约束公共权力为关键,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监督评审机制为根本,以实施购买公开与标准化管理为重点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