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他在性”导向中生成的服务型政府

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是一个从单一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的过程。合作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处于网络结构中,彼此承认并相互尊重,服务型政府正是在"他在性"导向中生成的与合作治理模式相适应的政府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正在出现的政府模式。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合作治理视域下信访的价值定位与逻辑演进

作为本土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信访应以公平、法治、多元基础上的合作治理作为价值导向。信访是合作治理本土化的政治参与命题,具有"亚政治"的风险治理效能,信访多元化亦是合作治理构建的路径契合。然而,当前信访却存在与合作治理的现实冲突,其主要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信访考评对合作治理的机制制约、信访的"运动式治理"传统与合作治理的不兼容、信访者片面化的平等诉求与治理理念的冲突性。基于此,优化信访的路径应为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定位信访功能、确立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以法治的治理原则规范信访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

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管理机制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化过程,无疑包含着公共性的内容,但是这种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价值中立"以及技术化、工具化追求营建出的,因而仅仅是一种"形式公共性"。显然,这种"形式公共性"是一种不完整的公共性,缺少公共性的实质内涵,所以当前我国所谋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仅仅从治理方式和手段等技术化方面照搬西方治理框架进行顶层设计,而应该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以正义的制度为保障探寻国家治理模式从"管理"走向"合作"的实质性转型,从而实现"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的价值融合,进而在价值与技术、权威与自由的和谐统一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

以"领导小组"为代表的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却也存在着设置随意与泛滥倾向。据此,在识别有效任务型组织构成要素基础上,理清有效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于更好地发挥任务型组织的积极功能,增强国家治理有效性已势在必行。基于以"创卫"为背景的两个案例城市治理过程比较,可以发现有效任务型组织在任务缘起、领导级别、组织结构、组织职能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弥补官僚制和浓缩官僚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其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高度浓缩的官僚组织,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框架下进一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藏区社会治理问题的思考——以青海藏区为例

社会治理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维护社会稳定重大方略的调整,而在青海藏区要实现社会治理,不仅要形成各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加快各级政府角色和定位的转变,还要在寺院管理上应从"管控"走向合作。     

逻辑、表征与建构: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的治理场域

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是工会构建劳动关系治理场域一次重要尝试,更是工会"强三性去四化"的重大举措。工会以走向整体性治理的工会的逻辑,以"强三性去四化"为逻辑起点,用改革作为动力,系统提升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能力。这种治理逻辑主要通过政策性、组织化、机制性表征呈现出来,构成了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图景。新时代,工会在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中应注重建设协同高效伙伴式治理关系,在竞争合作中互为嵌入强化政治引领,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构建关系领域协同精准治理的工会。     

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究

"枫桥经验"作为党领导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宝贵治理经验,在新时代依旧迸发出无限活力,昭示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改革方向,对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枫桥经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多元合作治理、社会资本等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显著的治理优势.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多元...     

国企改革的逻辑与进路——基于经济法的宏观思考

当前以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革国有资本治理体制作为主要切入点的国企改革当被放置在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时代当中,其中的法律问题也需要被重新定位和充分理解。国企改革的法理基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国有企业公共性与营利性的平衡协调,其法律逻辑应当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制度化和具体规则化。经济法对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大体可以由企业与公司、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和经济体制四个层次的法律制度构成,而从国有资本管理走向国有资本治理是国有企业未来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国家治理中的软法之治

软法是在开放协商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其开放性、民主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硬法不同,软法不以国家强制力为核心要素,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和一致行为等内在制约发挥作用,在充分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多赢。在国家治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软法下的多元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理想的路径选择。软法作为新生的理论,对原有的法学理论有一定冲击,但其顺应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大势,为法治国家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