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网络参与的问题及其对策

公民网络参与政策制定存在群体意见缺乏代表性;建议是零散的,并且缺乏理性等问题。本文从公民网络参与的定义、特征和参与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中探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具体的对策为：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提高公民网络参与率;培育第四种力量等。     

政策问题建构线性模式及其解构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政策问题建构模式体现为一种线性模式。线性模式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贯穿于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力的方向单一,二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主体隔离,三是政策问题建构的价值单一,四是政策问题建构固定为政策阶段论的一个环节。随着后工业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快速增长,政策问题建构的线性模式被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流程无法真实、准确地建构政策问题;社会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对碎片化管理提出了质疑;单一理性主义受到挑战;政策阶段论也被迫宣布解体。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社会治理的机制导向应转向服务导向,政策问题建构的合作模式成为更符合情境的模式。     

实现农业信息化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目前 ,在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中 ,存在着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比较落后 ,信息交流困难 ,信息不准确、不及时、不全面 ,农民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要实现农业信息化 ,首先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营造有利于农业信息化的良好环境 ;其次 ,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 ,要研究开发实用型、智能化的农业专家系统和决策系统 ;第四 ,要培育和完善农村信息市场 ;第五 ,要有效解决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六 ,要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基地建设。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规范性行为结构分析

公民参与可从行为的广度、强度、深度和宽度上拆分为四个维度。合理且有效的公民参与需要在考虑政策项目类别和质量要求的基础上,适度满足四个维度的发展需求。推动政策参与走向成熟,建构科学的行为结构需基本满足四个条件,即,推进公共管理教育,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培育社会组织,实现有组织参与;政府与公民的真诚沟通,互依互信;确保政府回应,实现参与的动态平衡。     

网络地理信息公开行为审批政策探究

互联网出现以后,地理信息安全从理论到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由于现有审批政策不健全、不严密,只针对互联网地图的公布作了规制,而对互联网上关于地理信息的描述、传播等缺乏有效的制约规定;同时由于网络地理信息传播内容保密审查标准不明确,导致互联网地理信息难以进行有效保密审查。因此,有效应对当前我国地理信息安全的严峻挑战,必须从建构严密的网络地理信息公开行为审批政策入手。     

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政治公议的合法化——对“网络谣言”的一种基于公民宪政主义法权的制度解决思路

"网络谣言"多为公民基于参与公共政治而形成的信息核实机制,属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机能形式。它在填补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信息赤字的同时,为建构良性的官民互动和公信机制提供了充分契机。伴随着互联网所建构的平面化信息交流机制的日益深入,随着开放、透明的公共信息机制希求在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制度设置必须提供更为开放和多元的信息交流机制,尤其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公共信息获取路径。因此,阐明互联网上的信息生成和传递作为国民公共信息获取程式的必要性,澄清政治公议的宪法化展开逻辑,为"网络谣言"所犯政法禁忌解套,实现借助互联网的有别于官方话语系统的政治公议的常态化和合法化,并最终寻求其正当性的法理根基。     

手机上网对青少年的异化及应对措施

<正>当作为"第四媒体"的计算机互联网方兴未艾时,以手机上网为平台的"第五媒体"——手机移动互联网悄然兴起,如火如荼。手机网民中青少年群体占主体。手机互联网在情感、意志、道德、价值观等方面对青少年产生了异化影响,需要从培养信息免疫能力、信息技术创新思想教育、构建青少年网络家园、校园网建设"三统一"原则、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来减少或避免手机互联网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     

协同学语境下的区域生态政策协调研究——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内污染转移问题为例

区域生态政策协调是区域内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途径。区域生态政策协调的失败则将进一步加剧区域内生态环境的恶化,具体体现在:行政地区利益分割,部门信息碎片化以及公民政策参与缺失等,都将阻碍区域生态政策协调的发展。因此,从协同学视角,改善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就是需要提升区域生态政策协调,也即是需要公共部门整合地方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保持区域内信息的畅通;吸纳民间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新媒体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运行机制与美国对华民主输出

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创新了信息传播和政治参与的形式。美国把新媒体作为推进民主输出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工具和新途径,建构了以政府主导、互联网等新媒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民众共同参与的推进民主输出的复合型立体式运作机制。在阐释美国通过利用新媒体进行民主输出主要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利用新媒体对华进行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特点,提出了积极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媒体对外传播与民主输出的主要政策建议。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以新农合为例

公民参与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绩效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基于公共价值建构的动态调整过程,从经济利益、健康利益、门诊治疗、住院治疗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一套公民认知与满意度指标体系,并采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民参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公民参与程度相对不高,存在明显的人群与地域差异性,并显著受到农村居民一些自身属性与改革政策本身的影响;农村居民的教育程度、筹资水平,以及对新农合等医疗保障体系的使用情况对他们参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状况产生正向影响,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等因素则起相反作用。本文将为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如何解决公民参与问题提供一定支撑。     

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

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以人为本是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的需要。制定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需要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扩大公共政策形成中的公民参与、提高管理效能。     

浅析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为偏差及其规制——基于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链条的执行末端,同时拥有较大的政策制定功能,由此引发的行政执法不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隐患。如何保证街头行政的有效性成为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浅析政策工具选择和评价机制的构建

在公共政策中,一旦界定了政策问题,明确了政策目标,选择和设计何种政策工具便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成为政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近些年政策工具的研究焦点从以工具主义的类型分析和对过程的构建考量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政策工具的评价和选择机制。对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采用以后的评价机制的探讨,对于完善政策工具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实际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在决策过程中,规划价值主体、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要实现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权力制衡,扩大和完善公民参与;通过制度加强规划决策过程中决策格局的协调与均衡;加强对政府部门和规划机构的监督,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当前农村的社会治安状况分析与应对之策

安全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治安问题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激化、集中化、显性化的结果。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将诱发相应的治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心系城乡百姓，创新警务机制，在和谐、平安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现阶段我国公民政策参与问题探析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影响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状况有了长足的进展,表现在参与的过程、动机、功能、途径和方式等多个方面,但同时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因此,需要从公民自身条件的改善、政策系统的优化、参与途径的制度化、参与平台的基层化、参与手段的现代化等多个方面加以改进。     

隐蔽议程问题的理论与启示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评价公共政策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公共政策只有经得起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检验,才能真正体现公共精神与实现公共目的。隐蔽议程中的政策制定受私利集团操纵,发生"目标置换",将危及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政治的稳定。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增强政治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与开放程度。     

论公安机关与群体性事件

维护稳定,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对此,应首先明确基本任务。在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一家不能解决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问题。它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在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同时,公安机关也要注意自身的一些问题,努力避免因警察的职务行为引发或激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机制探究

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动力机制方面,定量化问题指标的突变以及定性化焦点事件、危机和符号三者的结合,引发了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在政策议程设定的催化机制方面,官方决策者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发挥明显的效果,公众、大众传媒力量逐渐壮大,"公众+网络媒体"的模式开始对"官方决策者+传统媒体"模式造成冲击。在政策议程设定的运行机制方面,问题则按优先权的建立,通过触发机制以及外部推动模式、动员模式或内部推动模式提上政策议程。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