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是政治实践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求,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其主要目的是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其发展研究成果对我国现代制度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

新制度主义在政治科学中的兴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研究的理论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新制度主义各个流派在分析层次和研究途径方面的多样化,也为获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设下障碍。通过揭示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和研究途径上的内在分歧,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建构的基本取向需要关注四个重要方面,即科学化与人文化、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能动与结构、传统研究与前沿理论之间的关联。     

旧制度主义: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诸传统

本文原题为"Old Institutionalism",选自R.A.W.罗德斯(R.A.W.Rhodes)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六章。罗德斯教授曾任英国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其后担任该协会终身副主席。从新旧分野的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研究内容的更新,也极大扩展了政治制度研究领域的范围。然而,在承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具有系统化理论形式并注重研究方法的同时,对于新制度主义将传统制度研究简单概括为旧制度主义,以及将后者研究特点归纳为法律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的做法,却鲜有政治学者提出批评。本文不仅质疑了政治科学中制度研究的喜新厌旧现象,还创造性地论述了寓新于旧的合理性。具体而言,罗德斯教授挖掘、梳理了政治制度研究中现代主义/经验主义、正式/法律、观念论与社会主义等四个传统,并将其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论制度主义、网络制度主义四个流派分别予以联系,既丰富了对旧制度主义研究传统的深刻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英美政治科学研究的局限所在。     

建构制度主义:起源、特点及应用

本文原题为"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选自罗德斯(R.A.W.Rhodes)、宾德(Sarah A.Binder)与罗克曼(Bert A.Rockman)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第四章。科林·海伊(Colin Hay)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同时供职的学术经历,使他能够深入思考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路径的优势和局限,以及该路径能否同英国及欧洲社会科学主流传统相适应的问题。早在1998年,针对霍尔(Peter Hall)与泰勒(Rosemary Taylor)以学科背景及研究领域为依据来划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做法,海伊在英国《政治研究》(Political Studies)杂志上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在社会本体性基础上不仅无法共享相互兼容的理论假设,而且不同程度上均存在剥夺制度当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并使制度分析移向结构主义一侧的倾向。2006年,海伊教授在为《牛津政治制度手册》撰写的本文中,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在关注制度生成而忽视其随后发展方面的共同偏好,指出建构制度主义由于本体性、分析性及方法性上的独特属性,其有能力向现有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发起挑战。建构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更富动态色彩并兼具历史性与建构论的制度主义路径,虽然尚处于初创阶段,却已经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第四个流派,在阐释复杂制度的演化、适应和创新方面展示了出色能力。     

政治科学:政治化,还是科学化?——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新制度主义的产生

新制度主义作为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被称为二战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研究发展的第三次革命1,代表了政治思维活动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成果,这一研究范式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研究继承与超越了行为主义阶段,由此进入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阶段。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对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之间何以产生范式转换的内在原因进行评析。     

新制度主义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探析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其三个主要流派为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视角和看法,分别提出了制度创新的三大逻辑,即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工具性逻辑、社会学制度主义的适宜性逻辑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关联性逻辑。三大制度创新逻辑的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既要推进政治理念的更新,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导;也要理顺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为政治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要规范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政治制度创新奠定坚实的动力基础。     

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历史分析

作为西方最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尤其是宏大的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主要流派.该理论属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主要特点是运用中观理论方法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历史时间的要素成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从这一要素出发,形成了特殊的历史制度分析,这些方法包括时间序列和过程追踪分析、关键节点、偶然性和事件的时间分析以及世界时间的研究.这种方法解构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动态路线和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成果.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对政府决策的思考

在经济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研究中,"制度"一直是相对时髦的词汇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就是一些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的规则。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很容易想到与之相关的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理论。作为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新制度主义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既是对旧制度主义理论的跨越,又是对行为主义范式的批判。我们知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政府进行公共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本文意在从制度界定出发,分析新制度主义的由来及理论派别,并以此为视角介绍当前我国政府决策存在问题的思考,最后提出对策。     

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与国家理论为基础,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外交理念与世界政治主张进行了研讨。文章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合约、经济权利与国家规模的理论,对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章进一步认为,自由制度主义需要进步性的改造与转化,也就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汲取养料,将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结合起来,以开辟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比较政治视野下历史制度主义论析

作为比较政治学范式沿革下的一个范式创新,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与解释路径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已成功取代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对比较政治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的耦合、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关键节点等方面,对比较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Theoriz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ian Act

The Indian Act, 1876 has exhibited extraordinary resistance to major change – despite inspiring universal antipathy. This puzzle is addressed by applying institutionalist theories designed to explain continuity. Both the rational choice and historical versions of institutionalism offer partial explanations for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ian Act – and both can be used to predict change.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completes the theoretical puzzle by drawing attention to legitimacy norms. The Indian Act is an example of a “legitimacy trap” – it imposes limits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discussion, but saps the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capital of those leaders upon whom it confers standing, inhibiting change.     

新制度主义政治理论的问题、出路与前景

新制度主义理论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但在基本概念、方法论、适用范围、制度变迁等方面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新制度主义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增强了其理论说服力，但这并没有解决批评者提出的所有问题，同时还带了不少新问题。不过总体而言，新制度主义仍是一种具有较好前景的政治学理论。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是统战理论研究的重点,其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的历史脉络、政治参与的方式与途径、政治参与动机与取向、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等方面。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做了相关的评述。既往的研究缺乏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详细分析,也缺乏政治参与意识的分析,更未将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划分研究。     

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我国以往混淆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叙述方法;《资本论》三卷或四卷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体系和内容,只是马克思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马克思还未及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学问,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     

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研究述评

中国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大体上存在通过问卷和访谈观察中产阶层民主意识和研究中产阶层集体性政治活动两种方法。在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上,学界存在三种观点:总体保守、比较激进、缺乏统一性;在政治功能上,也存在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社会变革的基础、社会发展中的异化力量三种不同结论。当前中产阶层政治动向的研究应当在研究对象上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政治动向;在研究问题上关注中间阶层政治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功能是否发生演化;在研究领域上重点关注网络时代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进步及其问题

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兴起,导致了心理学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变,为认知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对现实主义解释力的不满和认知革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领域,如国际危机、和平与冲突解决、谈判以及联盟政治等题域中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认知心理学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外交决策分析领域,在其中,认知因素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认知研究的兴起及其后社会认知研究的转向,符合科学哲学中科学研究进步性的标准,但认知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应加强对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认知研究。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观逻辑研究

以鲜明的问题逻辑认识党内政治文化,价值观是关键的论说对象。价值观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政党政治的灵魂。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质就在于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增强党员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认同和对党的政治认同感,使个体积极践行党的宗旨,以此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以其自身的圈层结构理路形成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系结构。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再定位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 ,面对新环境的挑战 ,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正寻求新的定位。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治理理论将是指导公共管理的三个主要理论 ,而行政联合将是应对挑战的新的公共行政实践。总之 ,公共行政学的这些变化使它重新找到在政治科学中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