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之辨析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是我国民诉法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 ,旨在保护当事人的辩论权和处分权 ,以防御法官的审判权 ,保障程序的正当性。本文分析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相互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加以改造 ,从而实现与相关程序制度的整合     

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基础

程序选择权是以尊重主体人格尊严以及多元化需求为基础的一项公民的基本程序权利。从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民事程序选择权的法理基础可以界定为:人权内涵的体现、程序主体性原则的应有之义、处分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同时,民事程序选择权在保障程序公正、提升程序效率等方面对民事诉讼及民事纠纷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事再审程序中当事人处分权问题探讨

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不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要受到再审程序的制约,再审中的处分权还受到民事诉讼程序阶段的制约、处分权性质的限制,再审处分权的限制归根结底在于程序的安定性,即程序规范的安定和程序运作的安定.在再审程序中,应当注意当事人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几种情形,以利于再审程序的运行.如果不对当事人再审程序的处分权加以限制,既不能保证程序的安定,又无法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     

论人事诉讼中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的协同模式

人事诉讼对象的非处分性造就了人事诉讼中应对辩论主义和处分权主义的适用加以限制,广泛适用职权探知制度。实行职权探知主义的根据在于人事诉讼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以维系身份法秩序的稳定,保护未行使审问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伴随传统的职权主义被当事人主义所取代,以当事人为主导的诉讼模式在我国逐步确立,普通诉讼程序法理不仅难以满足人事诉讼案件审判实践的需要,同时无法实现二者的调和。文章认为设立专门人事诉讼程序,构建一种辩论主义与职权探知主义兼容的协同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主义对人事诉讼裁判带来的冲击。人事诉讼中诉讼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普通诉讼程序法理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构建既有别于普通诉讼程序,又不同于非讼程序的独立人事诉讼程序乃是客观之必然。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新选择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中,充分发挥法官与当事人的积极作用,使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协同推进诉讼。我国应当选择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以平衡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价值追求。协同主义诉讼模式符合这一要求,是各国民事诉讼的共同发展趋势并且与我国国情相适应而应当成为我国的新选择。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民事诉讼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但仍需对当事人与法院的角色分配作出调整以构建该诉讼模式。     

民事执行调查社会化问题研究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执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往一贯采取民事执行非社会化模式的我国,近年来也应现实需要尝试执行悬赏、调查令等有限社会化模式。社会力量参与执行的合法性来源于现代国家将公权力对外授权,且民事执行权在诞生伊始也并不为国家所独享。将执行调查授权给社会主体是现在较为可行和稳妥的方案。目前具有中国特色执行调查社会化的研究还方兴未艾。最高院执行调查规定中关于执行调查社会化规定仅限于个人有明显局限性。社会机构参与民事执行调查相对于个人更具有经济和资源的优势。法院应该贯彻处分权主义,不可依职权启动社会化调查。调查程序结束后,法院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核实社会调查结果并给予必要费用。同时,被执行人对社会主体执行调查行为享有程序性执行救济权。     

论当事人处分权的程序保障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处分权。分析从造成当事人处分权程序保障缺失的原因与对当事人处分权加以程序保障的必要性等。     

执行机构改造探微

执行是实现当事人民事权利的国家强制手段。长期以来 ,“执行难”已成为司法机关运行中的一种顽疾。在经过改革执行方式、强化执行措施等等尝试后 ,执行机构的改造已经成为推进执行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当务之急。改革的前提在于厘清执行权的性质和归属 ,在此基础上 ,才能立足本国国情及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执行工作特点的执行体制     

论民事简易程序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民事简易程序中的程序选择权之赋予是彰显程序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方式。民事简易程序中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有助于促进诉讼效率和寻求发现真实与程序利益保障之间的平衡点。我国民事简易程序中应建立一种科学的、选择和限制并立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WTO规则对执行权改革的几点启示

WTO规则对我们当前进行的执行权改革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用尽执行手段 ,实行平等的当事人主义 ;二、公开公正 ,增加执行工作透明度 ;三、建立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 ,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民事执行中的权利、义务解读——兼对民事执行难的思考

民事执行以实现债权为目的,债权人通过向执行机构行使强制执行请求权进而实现债权。民事执行活动因债权入、执行机构、债务入三方主体的参与而形成三面法律关系。基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债权入债权的实现程度与债务人义务履行程度存在对应关系。同时,由于执行的强制性,债权的实现程度又与执行机构的执行行为密切相关。民事执行难是债权实现的困难,其对应的是义务主体义务履行的缺失。为有效地实现债权,应明确、规范执行机构的执行权并采取可能措施强制有能力的债务入履行义务。民事执行程序的修改在上述方面虽有明显的体现,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模式之选择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通过对各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对比、分析，寻求既符合行政法理念又适合我国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论债之对外效力的表现

债之效力区分为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对外效力是对债之关系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所产生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债权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但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对合同相对性予以突破。债的对外效力的表现主要包括:债权的保全,债权的物权化,第三人侵害债权,涉他合同。     

强化联动与协商:民事执行中的检察权配置新探

"执行难、执行乱"的困境必需法院和检察院共同面对。化解"执行难",建立法院、检察院联动机制,借助检察院的侦查资源甚或直接将搜查权转移给检察院是较为适当的选择。"执行乱"问题并不是凸出检察权直接监督的理由。民事执行程序中检察权配置应当强化法院和检察院的联动与协商。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造

刑事诉讼是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动反应,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犯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势必影响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为保障公众的安全而随意的启动诉讼程序与为保护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尽量少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的差异,刑事诉讼的启动在标志上、条件上和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区别,其具有:案件输入、保障人权、案件分流的功能。目前我国刑诉启动程序中案件的输入功能欠缺,为此,必须降低立案标准,增强案件输入功能,把侦查行为的启动作为诉讼启动的标志。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探析

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着立法不统一、执行权归属不科学、执行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乏等问题，这些制约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展。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基础上，统一行政强制立法，重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置科学的实施程序，以改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论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的难点与对策

当前,劳动教养所外执行存在适用条件过于原则,任意性过大;监管力量不足,措施不力等主要问题。做好劳动教养所外执行管理工作必须制定和完善所外执行的工作细则;严格限制适用对象和范围;建立保证金制度;改善执行方式,建立环环相扣的管理责任制。     

行政强制立法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行政强制由于语词和语境的不同造成其下位概念的混乱。由于学术术语不统一,学者形成各说自话。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不应采用混合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回归行政主体。行政强制应由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执行强制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但行政强制立法可以借鉴大陆法系行政本位和英美法系司法本位的模式,形成我国混合立法的模式,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也可以附带规定司法强制执行的内容。     

公司特别清算制度探析

公司特别清算是指公司在进行普通清算的过程中出现障碍,或者公司负债有超过资产的嫌疑,在法院直接干预和债权人参与下进行的清算。构建我国公司特别清算制度应合理界定特别清算程序的适用对象和开始原因,采用以法院为主导的立法模式,加强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