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中对手机通信记录的调取及法律规制

调取手机通信记录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内外侦查机关经常使用的一项侦查措施.由于手机通信记录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的业务记录而忽视对它的法律规制.借鉴美德等域外法治国家的相关理论,结合侦查实际,提出规制手机通信记录调取的层次理论,以实现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     

浅谈侦查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及域外借鉴

个人信息一般指能够被知晓和处理、与具体自然人相关、能够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该具体自然人的任何信息,主要有家庭住址信息、通讯信息、财产信息以及其他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侦查信息化中的信息资源种类有公安信息资源、视频监控资源、互联网资源、社会信息资源。其中的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种类有公安信息资源、互联网资源、社会信息资源。随着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公安机关特别是刑侦部门在工作中接触的公民的个人信息种类逐步扩大;互联网技术飞跃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载体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公安机关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自从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其渗入公民生活的企图就从未停止过。国家权力渗入公民生活的重要手段就是对个人信息的收集”。     

英国诱惑侦查制度的评析与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法上发展出了在某些圈套案件中排除证据或终止诉讼的救济措施。在判断诱惑侦查合法性方面,形成了一种兼顾多种相关因素、重点关注警察行为、注重利益权衡、诉诸自由裁量的判断模式。但司法上对待诱惑侦查仍然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表现出法律言说与司法实践的某种背离。对我国具有如下启示:在法律规制方面,应当力求明确清晰;在判断方法上坚持综合审查,以“因果关系”为最终标准;应建立非法诱惑侦查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辨析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正式确立,围绕在我国应否及如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探索和争论逐渐告一段落.在社会控制和未成年人保护两种力量的博弈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从表面上看的确实现了某种程度价值平衡.但如果回溯到该问题的原点,现有制度是否实现其自身担当的目的,需要认真审视.本文从前科消灭和犯罪记录封存的基本含义入手,深入分析两种制度存在的不同之处,进而论证出立法上应尽快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走向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建立完整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刑事诉讼犯罪记录系统的域外借鉴与本土建构

美国与欧盟国家犯罪记录系统的建构与发展几乎都以增强内容上的共享为趋势,只是功能要素侧重点不同。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记录系统包括登记、查询、共享与封存等内容。新刑事诉讼法中并不存在完整的犯罪记录系统,且整个犯罪记录制度存在功能失衡、辐射范围不够等问题。通过借鉴域外相关经验与反思,应当从设立共享型的犯罪记录数据库、使其功能适当均衡化与发挥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体化效用三个方面展开犯罪记录系统的建构。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障碍与发展

本文从分析了当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完善该项制度的相关对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健康记录和信息隐私权法》之解读及借鉴

电子健康记录的蓬勃发展呼唤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以保护与之相关的信息隐私.遵循在保护和利用之间寻求平衡的基本理念,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订立了《健康记录和信息隐私权法》.介绍该法内容,提出我国个人健康信息立法的途径选择和基本原则.     

主办侦查员制度实施的实证考察与问题分析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主办侦查员制度在探索和完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现实问题。通过选取全国代表性地区侦查机关的一线侦查人员为对象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主办侦查员制度实施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侦查员方面、保障制度方面和侦查机关方面等三大问题。深入调查分析主办侦查员制度应用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表现,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这对确保主办侦查员制度不断完善并发挥其作用具有重要价值与启发。     

台湾刑事鉴定人制度考察与借鉴

鉴定人制度是由鉴定人的概念、地位、资格、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构成的制度体系。一个科学公正的鉴定意见在诉讼中的正确运用不仅依赖于科学的鉴定体制、鉴定客体以及鉴定设备、鉴定技术、鉴定方法等因素,更依赖于鉴定人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虽同属大陆法系,但在鉴定制度方面却存在诸多差异。本文就台湾地区刑事鉴定人制度进行探讨,以期对推进我国大陆地区司法鉴定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记录与前科分属不同的理论范畴,封存与消灭的内涵亦颇具差异,故不可混同使用'犯罪记录封存'与'前科消灭'。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总体方针与原则的视角考察,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完善少年司法体系、帮助犯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功能。但目前的制度设计中,适用范围过窄、查询主体泛化、封存程序过于原则、法律效力较为模糊、责任追究与...     

浅议建议撤案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完整的刑事诉讼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阶段，刑事诉讼以立案为起点，沿上述阶段进行，但也可能在上述阶段中的某一段结束。撤案就是一种结束诉讼的方式。撤案权本属于侦查机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只有自侦部门有权对自侦案件行使撤案权。     

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对未成年犯复学、升学、就业以及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规定不仅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适用对象过窄、对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也都未作任何规定.这些都将严重影响该制度的运作和实施效果,甚至可能使其沦为制度上的“花瓶”和实践中的“鸡肋”.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应当将其“升级”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在制定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时需要“接力”和“合力”,但更需要“给力”.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与检察监督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检察机关近年来探索和试点的情况来看,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重点解决启动程序、决定模式等方面的规范化问题,并应结合检察职能的发挥,进一步加强对该项制度执行的监督。     

日本当前及将来通信监听模式

在日本第190届通常国会上,日本国会对1999年实施的《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信的法律》进行了修订,引起了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该法修订前后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对日本当前及将来的通信监听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法律修订情况概述本次对《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信的法律》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通信监听手段的适用范围;二是引入了应用加密技术的全新监听模式。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封存范围研究及发展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实施已有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相关解释对该制度的内容予以明确,部分地区针对该制度的实施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细则。然而,对于封存的范围的规定仍然欠妥,有待在封存程序上予以改进以满足封存范围的扩大适用。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新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五条分别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纪录封存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加之有监护人的监督,在可控范围内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对特定犯罪纪录进行封存,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使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和适应社会的重要责任。尽管如此,对于未成年人适用上述制度,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制度。     

域外技术侦查报告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技术侦查报告制度属于一种事后监督措施,通过对执法机构所享有的技术侦查权的运行情况进行要素分析和特征描述,发挥遏止权力滥用、反映打击犯罪实效、促进立法完善、加强社会监督的作用。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技术侦查报告制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体系。对这些经验的挖掘和对域外制度的比较,有助于我国建立技术侦查报告制度的探索,实现对技术侦查权的有效监督。     

论侦查监督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侦查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刑事案件是否准确、全面、合法进行的监督。侦查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现代法治国家一方面要求侦查机关正确地行使侦查权，搜集充分的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有效地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司法程序，凭借有效的法律监督手段对侦查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以维护受追诉人的基本权益。为了更好的发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审查逮捕部门改为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监督的对象、     

浅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正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顺应了国际上关于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发展潮流。然而,由于新刑事诉讼法仅以一个条文的形式规定了该制度,显得过于原则化、抽象化,以至于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鉴于此,笔者通过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完善该制度的建议。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情况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都规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行细则,并在实     

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刑事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1996年、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两次修改,均明确规定了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应当说,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标志。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对公安机关等单位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开展了刑事立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