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

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必将把人类发展带入困境而难以自救.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固有价值,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谐发展观.     

试析科学发展观的生态文明意蕴——对中西传统发展观的双重超越

科学发展观有其生态文明意义,它要求当下中国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据此,它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发展观与西方传统"天人二分"发展观的双重超越。这具体表现为:对于中国传统发展观而言,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超越了"天人合一"发展观的"自然中心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发展观而言,科学发展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超越了"天人二分"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     

科学发展观与发展的代价意识

发展观是人们对发展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发展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在现代西方 ,主要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社会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的这种嬗变同发展的代价意识的觉醒是紧密相联的。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范和化解发展带来的风险 ,控制和减少发展的代价 ,更好地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作为现代性的以人为本

从四个方面论证以人为本是现代性的核心和灵魂:经济方面,人的独立性取代人的依赖关系;政治方面,"脱神入俗"取代君权神授;思想文化方面,人是个人成为社会普遍原则;西方形而上学理论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成为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在现代化后来者的当代中国,为何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以人为本迟到21世纪初才得到社会的公认?在生态层面,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何在当代中国成为尴尬的选择?     

中国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之道

现代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风险性的扩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正视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在实践中致力于拯救现代性的历史宏任,在理论层面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特征及其对中国公共治理的消解,客观上要求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治理:建构协商型民主政治;建构新的公共政策机制和多元文化网络治理结构;改进官僚制,构建民主、公平、开放的政府管理体制。     

现代性研究辨析

现代性作为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核心问题,属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主导着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关于现代性研究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不能脱离西方的理论背景,需要对西方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和发展历程进行综合性地分析和梳理,并以此为框架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在对比中西方现代性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加深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和理解,赶超西方的主导地位并实现中国现代性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旨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大改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出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的通病，如工具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物欲横流、人伦精神失落、信仰危机、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各类社会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等。反思现代性，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以人为本”提升为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旨归，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     

发展政治学的中国视野

西方发展政治学的缺陷显示了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悖论。发展政治学在中国的使命就是要使中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理论的困扰,建立政治学的中国学派,为中国发展提供系统的政治学解决方案。从现阶段而言,发展政治学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以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为核心、以中国大众为对象、以中国价值为目标的开放的政治理论体系。     

探析行政现代性在西方公共行政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变迁

目前虽然有很多关于西方公共行政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发展的文章,但是学者们都没有将公共行政的发展置于其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即运用历史途径来研究该领域知识和理论发展的问题。历史背景最重要的层面就是西方公共行政得以实践、研究和传授的整体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运用历史的研究途径对行政现代性在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体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试析“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哲学意蕴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以往发展观的扬弃;是在发展中相对“以物为本”、“物化”、“人的异化”提出的,是在实践中提出的具有矫正性的观点。“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强调,在发展中人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是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重要成果。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是针对西方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性矛盾所进行的批判和深刻反思。它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纯粹理性以及个人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否定和解构,力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复杂的世界。后现代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些重要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是针对西方工业文明以及现代性矛盾所进行的批判和深刻反思.它对现代主义的一元论、纯粹理性以及个人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否定和解构,力图建立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复杂的世界.后现代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一些重要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发展观刍议

人类的发展观大体经历了以经济上的量的增长为追求目标的所谓“发展”观、“经济”发展不只在量而且要以“质”为核心同时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即是现代化”的发展观、社会全面发展观、“社会可持续发展观”、以解放人的个性能力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的以“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轴心的共产主义理想发展观。在我国初步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且普遍“小康”之后,可以考虑跨过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卡夫丁峡谷”,不要以西方发展工业文明为赶超目标,创意并建设新的“信息、生态、人道文明”形态。     

反思现代性的新视角——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及其当代价值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人们不断关注世界图景中的风险问题,风险社会理论随之兴起。从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来看,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危机深化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既没有忽略后现代理论加以批判的现代性危机,又没有放弃拯救现代性的历史使命,而是提供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新视角。更为可贵的是,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反思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国外发展观的演变

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对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再到人类发展。按照传统发展观,发展即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被等同于经济增长。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增长"不等于"发展"。     

为什么要反省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症结在于这一看起来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常识观念在面对现实与历史问题时陷入了种种困境。人类中心主义采取一种主体主义的模式去定位人与自然关系，这严重局限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是确立在共同的生活世界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性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所持的强烈的工具性及功利性态度使得生态价值难以转换为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直接妨碍了人们理解自然与生活世界的内在关系并形成一种健康成熟的生活态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立论前提的实践活动本身就需要作出深刻反省。实践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所具有的实践能力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人类的职责。反省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也是对“现代性”的反省，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批判。     

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当代环境问题的凸现,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实质关系.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两个理论方向,即自然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而展开的.自然主义主张面向自然去寻找环境道德的理论根据,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倾向于回归人自身去确立这种根据,双方都没有解决好这一理论问题.而类哲学从人的实践本性出发,以"双重生命"观点为理论核心,从"人"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性质.类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重新阐发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性质,实现了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超越.     

从异化思想透视当代风险社会的现代性根源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当代现代性的批判、观照、审视、反省的产物。他认为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为的风险已经成为了后工业时代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因此何为现代性以及如何审视现代性,成为我们时代无法回避的焦点性问题之一。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中人的异化批判,早已从根本上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先导。所以我们不难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中找到对当代风险社会问题的现代性根源的阐述。     

国外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与视角转换

自“二战”结束以来,发展理论研究在国外一直是一门“显学”,流派纷呈,观点各异,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发展观。国外发展观的演进过程贯穿几条逻辑主线,即: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再到人类发展;从物到人,把人的发展最终确定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从欧美中心主义到发展道路的多样化;从关注发展速度到关注发展代价,再到关注发展的负面效应。国外发展观演进到当前,表现出了几个重要趋势,即强调发展的全球性、知识性、主体性、参与性、草根性和超越性。     

道德代价问题研究概述

在西方,对于社会发展与社会道德代价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曾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代表人物分别为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法国的思想家卢梭以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主要体现在罗马俱乐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有关论述中。当代中国学者对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道德代价关系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同样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起始期,发展期,深化期。古今中外对道德代价的探讨,既有许多成就,也留下了发展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