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环境保护合力作用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环境政策,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并存是客观实际的需要。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是我国保护环境的两种有效手段,二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二者并不矛盾,应当协调配合,共同发挥环境保护的合力作用。本文分析了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在现阶段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应当并存,进而提出正确处理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协调配合关系。     

环境权应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

环境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 ,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该罪客体的争论上 ,笔者认为只有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 ,才能既有利于国内法上司法判断的可把握性 ,又有助于国际法领域的协作 ;而且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还有利于刑法在环境保护方面功效的发挥 ,同时又可以兼顾环境法的特色     

环境损害: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是针对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广泛最普遍现象的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它与历史的起点是辩证统一的。照此原则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规定性。环境损害是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必然选择,它对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在以往的环境法学研究中已初见端倪,以后将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环境法律与环境政策的抵牾与交融——以环境侵权救济为视角

环境法律实质上仅是社会悲剧性地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市场、习俗、惯例和政策等手段都综合参与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环境政策是影响环境法律的重要因素。环境政策实施对于环境法律在环境侵权救济中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公共政策的演进促进环境侵权法律责任机制内在机理的更新;专门的环境政策催生新的环境法律、更新环境法律机制;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环境政策再界定过程,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地方环境政策,对于环境侵权救济的影响也呈现出多种形态。     

在环境损害赔偿案中司法鉴定的作用

环境污染鉴定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中起着重要的举证作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解决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公众参与环境执法,解决环境不公平问题的有效方式。本文就污染损害赔偿中举证倒置、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检测报告重性及环境污染赔偿鉴定规范化进行探讨。     

环境正义:环境法学的范式转移

正义是弥久常新的议题,随着"环境时代"的到来,正义也被赋予新的含义,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时代的正义范式。环境是社会建构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环境正义主张所有地区与人群包括弱势群体有免于遭受环境损害的自由,有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他自然环境平等享用的权利,经由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达致可持续发展以提升民众的福祉。因此,环境法学研究应当走出"全称命题"与"重自然轻人类"的传统路径,其范式应当转移到环境正义议题。     

环境犯罪问题研究

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并造成某种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是国家刑罚权扩张的一种表现。环境犯罪的规定便是其表现之一。然而在人与环境关系日趋紧张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无疑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本文关于环境犯罪的定义、客体以及归责原则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判定之上。但同时也隐喻了一个问题：肯定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却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扩张，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一。     

环境公益告发研究

环境公益告发制度有一个中心任务,那就是促使企业行为合乎环境法的规定,促进环境法的执行。该制度还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对告发者的激励,另一个是对告发者的保护。环境公益告发普通程序包括企业内部告发程序和企业外部告发程序两个部分,内部告发优先。环境告发人诉讼属于环境公益告发的特别程序,应允许告发人在告发失败后提起告发人诉讼,并在胜诉后分得一定比例的罚金。此外,对告发人进行保护是环境公益告发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各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方式各不相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环境税论略

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说是一种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征收环境税可以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得以内部化。通过对环境税的性质及其法律特征的分析,探究环境税理论基础,并结合各国环境税的实践策略,提出构造中国环境税法的改旧立新、先融后创的方略,即首先完善环保税收优惠规范,其次综合考虑环境税费结合,再次实施融入型环境税,最终引进独立型环境税的基本思路。     

Estimating Environmental Costs

A database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costs is described as the response cost database (RCD). The database, which contains both capital and operating costs, includes 220 entries for complete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studies to remedy components, such as caps, dredging, and pump and treat systems. Information and data sources for the RCD included actual costs from the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handbooks, and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approved software such as RACER. Costs were compared to benchmarks, such as from actual projects, when possible. Guidance on assumptions and scaling is provided with unit costs. The database was developed by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experienced in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and thus represents insightful estimation. The RCD may be useful for 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rtfolios or projects for planning, financial reporting, project management, financing, or mergers/acquisitions.     

Executive Environmental Law

The Draft Environment (Principles and Governance) Bill published by DEFRA in late 2018 is part of a process of reimagining environmental law in light of Brexit. The Draft Bill creates frameworks for policy statements on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and environmental implementation plans, as well as creating a new enforcement body – the Offi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Draft Bill is, at the very least, an ineffectual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environmental law post-Brexit. More alarmingly, it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f a legal future in which the executive dominates how the norms, ambitions, and accounta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law are defined. These are matters of concern for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lawyers alike.     

WTO环境规则与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创新思考

在当前我国投资与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严重破坏。按照WTO可持续发展目标,正确处理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我国现行若干环境法律制度尚且存在种种问题,需要在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环境立法与司法判例的基础上予以完善:改革与建立环境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改排污费制度为排污征税制度;完善与创新环境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制度。     

环境伦理的嬗变与环境刑法的法益

环境刑法的法益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化,环境伦理思潮的变动必然会影响环境法律,从而引起环境刑法法益的变动。围绕着如何保护环境,各种环境伦理学流派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迄今为止,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人类·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先后登场并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与此相对应,环境刑法的法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实证检视:以环境审判机构和环境审判机制为中心

环境司法专门化包括环境审判机构、环境审判机制、环境审判程序、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的专门化。从环境审判机构的设置类型和案件受理情况看,其"地方性"十足,即多是在当地特定时空内进行的本土化实践;而环境审判机制却颇具"普适性",即超越了特定时空的普遍的实践,并主要表现为宏观上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偏好和微观上的裁判文书要素间基本缺乏内在的特殊关联。环境司法专门化须融合地方性与普适性。为此,应首先设计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程序,然后再构建专门化的环境审判理论和环境审判团队。     

环境侵权法律制度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影响

环境侵权责任风险是环境责任保险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环境责任法律的具体制度安排及其执行,对环境责任风险的大小及其可预测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现有环境侵权法律存在因果关系证明严苛、赔偿制度不健全、公益诉讼制度缺乏以及法律执行不力等缺陷,致使环境污染企业因侵权责任风险太小而普遍缺乏购买责任保险的内在动力,严重制约着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     

关于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政策框架

为了促进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理论研究、法制实践和立法活动,本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一个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政策性框架文件,确立我国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方式方法,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在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以建立一个统一、全面、系统的处理环境纠纷和追究环境责任的机制。本文还就建立处理环境民事纠纷、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建立处理新型环境损害纠纷和追究相应责任的公益诉讼制度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公民环境意识的变迁与环境法的制度调整

公众环境意识是联结环境法律价值和环境法律制度的中介,只有当公众环境意识和环境法的价值理念相一致时,环境法制才可能低成本运行。我国现阶段公众环境意识呈现一种多元的二重结构,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我国的公众环境意识远远落后于现行环境法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也使得我国环境法出现有治法而无法治的现象。中国环境法所面临的这种尴尬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出发调整环境立法、执法的基本策略。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

当今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 ,包括生物多样性锐减、森林面积减少、土地资源状况恶化、水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已日趋国际化 ,严重危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些问题往往是在各国国内进行的国际法未加禁止行为造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本文指出了当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的缺陷 ,其中涉及到管理体制、立法意识、现行法律本身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 ,文章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要加快与国际接轨 ,树立风险防范原则的立法理念等一系列措施 ,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论环境信用法治化

独立的环境价值需要借助制度化的优势来量化它的存在和意义。于是,如何将现代环境价值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相融合,重整信用种类和功能并加之以"绿色"规制的难题便摆在了现代经济法治的面前。现代环境信用的提出就是解决此问题的探索之一;另外,信用规制的绿色化和法治化也显示了其在治理经济成因的生态危机和化解环境信用风险上的多元价值与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