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冒风险规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功能探析

自冒风险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明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损害,却自愿承担损害后果的行为.自冒风险规则可以适用于过失责任领域和严格责任领域,但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过失责任领域,应当把受害人的自冒风险行为视为过失行为,以过错归责原则为基础,适用比较过失规则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分配损失.在严格责任领域,应该把自冒风险行为作为加害人的免责事由.我国未来侵权责任法应当引入自冒风险规则,使侵权责任法免责体系更加趋于完善.     

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刑事归责——论自我负责原则

在被害人自冒风险的情况下,自我负责原则得以适用.自我负责原则在德国已经被大多数学说承认为一个客观归属之下的独立概念.在规范意义上其可以排除客观归属.虽然存在各种学说,但是就该原则而言,限定刑事归贲范围和确定被归贲主体的基础均在于刑事规范义务,其需要在系统阐释的基础上准确加以理解;与此同时,为避免导致被害人遭受双重不利,出现刑法的失衡,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基本构成要件被严格加以限定,并且贯彻于其具体类型之中.本质上,自我负责是自我决定的自由实现,表明了刑法对个人自我决定的尊重.该原则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的完善

自认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虽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 ,均有成熟的理论和完善的立法 ,但在我国的立法却过于简单。本文分析了自认规则存在的理论基础 ,针对立法现状提出了应对自认规则进一步完善的构想。     

对民事诉讼自认规则的思考

自认,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虽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均有成熟的理论和完善的立法,但在我国的立法却过于简单。本文分析了自认规则的立法现状,提出了应对自认规则进一步完善的构想。     

我国税法上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课税对象立法评析——以香港企业所得来源地判断规则为借鉴

本文阐明所得来源地规则的重要性,分析我国国内所得来源地规则立法的原则,介绍、评述香港企业所得来源地判断规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并以此为鉴,检讨了我国税法上非居民企业所得税课税对象立法的不足,并提出若干完善的建议。     

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实质合理性与逻辑自洽性

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所依赖并作为理论建构支柱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犯罪论体系所依赖并作为理论建构支柱的违法与有责的统一性均属于同质判断,但中西方犯罪论上均存在共同缺陷,即均缺少应受刑罚处罚性要件的结构性限制,这在现实中也呈现出一系列的弊端。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审查和构建我国犯罪构成论的逻辑关系体系,在我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逻辑自洽。     

入世后的中国国际私法：问题、反思与改革

入世后 ,WTO所包含的一揽子实体规则和争端解决规则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和争议中得以适用 ,这就给我国国际私法带来重大影响和挑战。这种影响和挑战是全面的 ,既有宏微观方面的 ,又有立法、司法和理论方面的。因此 ,加入WTO后我国国际私法的改革也必然是全面的 ,那就是要创立我国国际私法的系统理论 ,制定我国国际私法的完备立法 ,从而解决我国国际私法的实际问题。     

自媒体时代隐私权的法律回应理路

自媒体时代的隐私游走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自媒体技术的发展挑战了传统隐私权的保护规则。基于隐私权所具有的人格尊严与个人自由的法理底蕴，反观自媒体易于侵犯隐私权的社会现实，必须通过立法划定隐私权边界，通过司法裁判隐私权纠纷，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监管侵犯隐私权行为。通过自媒体技术自身的完善规范来预防侵犯隐私权行为。     

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

将物权变动的规则纳入物权法总则并设立系统的制度，是我国物权法立法体系的一项创造。我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规则的创制，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需要，贯彻了民法社会意思自治的原则，体现了法律行为理论的要求，纠正了先前我国民法立法和学界关于债权合同与物权变动同时生效或者不生效的规则和法理。物权变动主要的规则是公示原则、区分原则等，而支持这些原则的，是物权行为理论，而不是行政授权、行政确权或者事实行为。     

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修订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我国《侵权责任法》自实施以来,经过理论与司法实践检验,证明其立法宗旨、立法体例和具体内容等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具有很强的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编纂民法典中,将其修订成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应当坚持该法的优势,正视其存在的问题,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作为独立法律与作为侵权责任编的区别,处理好侵权责任的民事责任与债的双重属性的关系,处理好侵权责任一般规则和特殊侵权责任具体规则的关系,处理好一般性规则和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中欠缺的内容,处理好《民法总则》规定的人格权与具体侵害人格权损害责任的关系,调整现有的内容体系和逻辑结构,纠正立法不准确的规则,增加规定立法欠缺的规则,修订出一部好的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     

不能犯判断标准之我见

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刑法学将不能犯作为未遂的类型之一的观点进行质疑,使不能犯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问题。而笔者亦认为有严格区分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必要,故试图采用比较分析法,结合国内外关于不能犯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建议我国采用具体危险说为标准区分不能犯和能犯未遂的界限,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社会保障机能。     

目的财产学说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影响与实践

目的财产学说,兼具解释与建构的价值。在我国民事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宗教财产立法都没有能够摆脱目的财产学说的影响。在民初的近代私法转型中,目的财产说成为屡次寺庙财产立法的主流学说。在当前的宗教财产立法中,《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所有说已经被《物权法》和《宗教事务条例》所抛弃。《物权法》对宗教财产规制的策略性回避立场,为对宗教财产法制的整体反思与建构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宗教事务条例》开创的宗教财产的法制正在沿着目的财产学说的轨迹运动。     

欧盟竞争法下的“关键设施原则”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垄断立法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就欧盟竞争法下的“关键设施原则”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关键设施原则”的起源,它在欧盟竞争法下的发展,它被欧洲法院适用的情况,和“关键设施原则”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笔者希望对欧盟竞争法下的“关键设施原则”这一较新的理论的探讨能给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一定的启示作用。     

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

罪刑法定原则仿佛是套在习惯法头上的一个法箍,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机能释放,施加着巨大的压制性作用。然而,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这一论断的正本清源之中,隐含着挖掘和开辟习惯法机能的深刻契机。本文即是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对习惯法在刑法领域的功能予以拓展的初步努力。本文将着重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机能。文章在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内,对习惯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间接法源的功能予以了初步考察。进一步地,文章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例证和说明了习惯法之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渊源式价值。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不方便法院原则实施条件比较与借鉴

不方便法院原则是源于英美法系确定国际私法管辖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它也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的有效解决方式。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的国内立法也在积极借鉴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但两者的差异根深于其各自独立的法律文化影响。我国在借鉴该项制度时应结合我国的法律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     

两大法系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及在中国的合理借鉴

一般认为不方便法院原则起源于苏格兰,并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然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这一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和做法,这些类似的制度或做法同样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核心和实质精神: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利益及个案的公正。在中国,立法中过度管辖的存在和互联网立法的缺乏使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引入存在必要性,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司法实践又使得该原则的引入存在着可能性。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传统和司法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不方便法院原则。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产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方便法院原则发展到今天,不仅被普通法系国家广为采用,也为少数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我国立法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仅应严格规定其适用条件,同时还应规定其适用程序。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之民法法源研究

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就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和保险代位求偿实务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采取定性分析法,提出在中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民法中“公平原则”与保险法“补偿愿则”所奥合而成的必然产物,其民事本质为法定的债权转移。在该定性的前提下,对中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规定加以解释梳理,结合司法实践对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下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民法的角度对该制度加以完善,以求解决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地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