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干警出具假立功证明致使犯罪嫌疑人被轻判应定何罪

案情简介关押在某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甲在与同监犯交谈中,了解到该同监犯及其同伙的其他犯罪线索,即写成书面材料交管教干警。后该管教干警以“证明”的书面形式,将犯罪嫌疑人甲提供的犯罪线索内容,给另一犯罪嫌疑人乙使用,法院据此认定乙具有立功情节,对乙减轻判处刑罚。分歧意见看守所干警出具虚假立功证明致使犯罪嫌疑人轻判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存在五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看守所干警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立功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构成伪证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看守所干警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构成帮助伪造证…     

看守所民警出具假立功证明致犯罪嫌疑人轻判应定何罪

[基本案情]关押在某看守所的甲犯罪嫌疑人与同监犯交谈时,了解到该同监犯及其同伙的其他犯罪线索,即写成书面材料交看守所管教民警。后该民警以“证明”的书面形式,将甲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犯罪线索内容,套给另一犯罪嫌疑人某乙使用,法院据此“证明”认定某乙具有立功情节,对某乙减轻判处刑罚。[分歧意见]看守所民警出具虚假立功证明致使犯罪嫌疑人轻判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存在五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看守所民警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立功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构成伪证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看守所民警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     

《刑法》第417条应当修改

我国《刑法》第417条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规定是修订后《刑法》新增加的内容,其罪名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根据司法实践,此条表述有一定缺陷,笔者认为应当修改和完善。 一是不符合立法原意。修订后《刑法》增加此条规定,其立法原意是为了打击有查禁犯罪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其逃避处罚的犯罪行为,而法条表述     

对职务犯罪不能过于宽容

近年来 ,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引起了不少议论 ,有的学者甚至抨击现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已经成了某些犯罪分子逃避更重处罚的“合法武器”。笔者认为 ,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修改 ,以防止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过于宽容的现象。我国《刑法》第 397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按照文意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滥用职权罪是结果犯 ,只有“致使公共财产、国…     

看守所在押人员不正当立功问题研究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随着看守所狱内侦查工作的开展,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检举揭发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或者提供重要犯罪线索、证据,经看守所移送有关侦查部门后,侦破了其他案件,可以达到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这些在押人员被法     

适用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问题及对策

一、其主观目的是否固于使犯罪分子“免受”追究?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属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逃避处罚除当然地具有使犯罪分子“免受”追究之意外,是否还包括使犯罪分子“轻受”追究之涵义。 笔者认为,对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帮助犯罪分子“轻受”处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在有权部门作出明确规定后再依法调整。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罪状及罪名有待完善

刑法第四百一十七条规定:“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该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均规定罪名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笔者认为:该罪的罪状表述及罪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弊端,有碍对本案的查处。首先,与相关法律规定相矛盾。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     

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疑难问题探析

根据《刑法》第417条之规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是指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认定有以下几个问题不易把握,尚需进行研究探讨。     

立功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一、关于立功主体　　刑法第六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立功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均把立功主体表述为犯罪分子,由此造成以下意见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法院依法判决,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因此,立功主体必须是经法院判决确定的犯罪分子。第二种观点认为,立功主体仅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包括经法院判决确定的犯罪分子。刑法第六十八条把立功主体表述为犯罪分子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原则不协调,应该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笔者认为,第一种观…     

《刑法》第397条中的“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地位

《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作为认定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危害结果,也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和“客观的超过要素”,而只能是说明滥用职权社会危害程度,限制处罚范围的定罪情节。     

试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按照《刑法》的规定，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多数学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司法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具有报请或者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具有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建议权或者决定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一般不能单独构成本罪。然而，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没有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建议权和决定权的司法工作人员为罪犯伪造立功材料的现象，对此应当如何定性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的帮助伪造证据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以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论处。在笔者看来，对于这里的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扩张理解，这符合从重打击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因此后一种观点应当是比较公允的。我们知道《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帮助伪造证据罪是指发生在侦查、起诉、审判活动中的犯罪行为，所帮助的当事人是诉讼终结前的当事人，伪造的证据是指与案件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等有关的证据，不包括诉讼终结后罪犯服刑期间改造表现的证据。     

试论刑法第66条之不足及其修改

我国刑法第66条规定了对于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即所谓“新罪”)情况如何实施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在区别不同形式的犯罪,从重处罚又犯“新罪”的罪犯这一点上,该条还有待完善。     

何时拥有执业豁免权──律师涉嫌伪证罪的思考

近年来，律师因涉嫌伪证被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使律师对办理刑事案件心有余焕．而日影响了律师的指作形象．引起社会的关注。不可否认，极少数律师受经济利益驱动或出于某种私利，违反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证据，或诱导证人出具虚假证言．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他们受到刑罚处罚无可非议。但是，在律师涉嫌伪证被采取强制措施，乃至判刑的数起案件中，亦不乏蒙冤受屈者，笔者认为，对指控伪证罪的证据不够的律师，定罪科刑，是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浅谈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问题

自首是犯罪分子作案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行为。我国刑法第63条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重的,如有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一般来说,犯罪分子不论犯的是什么罪,也不论罪行轻重,都可以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但是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看,有些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罪时,却很少有认定自首的,这种情况值得研究和探讨。     

浅析“犯罪嫌疑人”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立案以后的“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以逼取口供的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没有异议。那么,在立案前对被怀疑实施了犯罪活动的人,使用刑讯逼供的,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对此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案前不能称为犯罪嫌疑人,即“立案后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犯罪嫌疑人,即“立案前说”。笔者认为,“立案后说”的观点值得商榷,其缺乏法律依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不能成立。首先,从字面上看,“犯罪嫌疑…     

民警“钓鱼执法”被判有罪

在畸形的“末位淘汰”式考评机制下,为了扭转落后局面,河南省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和民警三人密谋设局。2011年4月1日。卖主准备和“买主”交易珍贵动物制品时被抓。此案犯罪嫌疑人被提请检察机关批捕时,三人东窗事发。2012年1月底,法院一审判处三人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本罪中的“帮助”行为须以被帮助人的违法犯罪为前提,帮助隐匿、变造证据,只要情节严重也可以构成本罪;当事人教唆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亦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他人教唆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成立本罪,但不属于教唆犯,而是间接正犯;对于帮助湮灭罪迹和毁灭罪证的行为不宜再以包庇罪论处;本罪属于情节犯,只有构成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试述立功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

一、立功行为的主体 刑法第68条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其规定具体的含义,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本人认为,立功的主体应该被界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他们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怀疑、认定、宣判有罪的人,他们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之一,是     

应正确认识“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含义

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在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人们普遍认为这里的“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应理解为“再犯之罪应当在实际上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失之偏颇。因为某一案犯最终实际被判处的刑罚,是法官综合了该案的所有主客观要件而作出的裁判。其中不仅考虑了该犯罪的定罪事     

从李培英案看职务犯罪审理新动向

近期，媒体报道了首都机场集团原总经理李培英贪污、受贿一审被判处死刑案。该案是近年来较为少见的一审被判处极刑的职务犯罪案件。在人们的印象中，贪污、贿赂类犯罪分子处罚并不过重，相当比例的犯罪分子被处以缓刑，被处以死刑的较为少见，因而引起舆论关于对贪官处罚过轻的议论。在此背景下，“两高”于近期出台了Ⅸ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目的在于从严掌握职务犯罪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认定，以防此类情节被滥用而导致对职务犯罪人的处罚太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