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与中国表达

刑法谦抑主义是西方(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将其等同于刑法的经济性或者刑法的补充性,并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理解为非犯罪化.事实上,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主义的西方图景,适应于其刑法分则所采取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立法模式,因而以此为立场来评价我国刑法立法并不合适.我国《刑法》分则采取的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对刑法谦抑主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刑法谦抑主义不仅应当强调刑罚处罚的必要性,还要求刑罚方法与其他处罚方法衔接.因而,刑法谦抑主义在我国虽然没有以非犯罪化为主要表现,但我国的犯罪化历程并不违反刑法谦抑主义,反而恰恰表达了刑法谦抑主义.     

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立法矫治

从规范的角度考查,我国刑法对死刑采取了总则原则规定与分则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然而,刑法分则在为具体个罪配置死刑中却存在严重的立法精神分离、偏离总则任意配置的问题.抑制中国刑法死刑过度的趋势,必须以恢复刑法精神的契合为切入,确保立法精神在总、分则的贯通,为死刑配置确定科学的适用基准,以此实现立法矫治的目标.     

渎职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正在刑法分则中对渎职罪采用何种立法模式,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国体和政体的不同,法律文化和传统存在的区别,对渎职罪理解和规定的差异,其对渎职罪的立法模式也不尽相同。一、关于渎职罪的立法模式问题概括地说,目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刑法中对渎职罪的规定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其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渎职罪一章,比如,《日本刑法》第25章,《韩国刑法》分则第7章,《德国刑法》第28章等等。二是将     

论犯罪构成与罪名确定

一、罪名的表述方式和罪名的内涵罪名分为类罪名和个罪名。在我国刑法中，类罪名是指刑法分则以章、节标题规定的罪名，下辖若干个罪名；个罪名是指刑法分则性条文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名称，为罪名的最低层次，亦称为具体罪名。现代各国刑法对具体罪名的立法，大体有三种方式...     

刑法各论的理论建构

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刑法规定存在着一个从个别立法到一般立法的演变过程。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分立是人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刑法总则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刑法分则,对不法行为定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刑法分则规范是犯罪分类的表述方式,刑法分则体系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背后包含了一定的刑法价值理念。我国刑法分则除了对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一些刑法适用的引导性规定。     

以类型思维检视刑法罪名设立的失调及修正

刑法立法上罪名的扩张旨在严密刑事法网，但过于零散的罪名增补导致我国《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协调性不足，模糊了关联性罪名的边界，造成了司法者的界分难题。过度分立的各罪设定既有表述明确性的追求，又有从立法层面保持刑法适应性的动因。立法活动是将具体生活事实上升为规范事实的过程，刑法罪名体系分立与整合的动态调整，需要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运用“归类式”的类型思维，以各罪设定的规范目的为标准，对《刑法》分则罪名体系进行类型化整合，以精简罪名体系，降低司法适用的难度。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影响徐振华·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项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的修订产生了重要的价值影响，也标志着我国的刑事立法已开始走...     

我国刑法典分则完善探略

目前,我国有关机关根据实际需要正在为修改刑法作准备工作,刑法界也正逐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对我国刑法分则如何完善的问题略加探讨,提出如下建议: (一)具体犯罪条文应标明罪名 过去,立法思想上认为,刑法分则立法仅需规定罪状和法定刑即可,罪名的确定可交由司法机关解决。因而,现行刑法典分则和其他刑法分则规范中,均未标明罪名。其实,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刑法分则条文都需要标明罪名。从理论上分析,罪状是对犯罪行为的具体表述,而罪名则是对罪状的抽象,是对犯罪的本质或主要特征的概括,是统一刑事法     

情节犯的反思及其立法完善

情节犯的反思及其立法完善叶高峰史卫忠我国刑法分则的许多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构成要件。规定“情节犯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大特色，“情节犯”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对“情节犯”的评价及其立法完善问题进行探讨，有不当之...     

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作为最直接地保证刑法正当性的罪刑均衡 ,刑事立法对其具有首要的实现功能。其中刑法总则通过刑种设置、配刑制度和配刑情节的建构提供罪刑均衡的个别化标准 ,分则通过罪质的确认和法定刑配置提供罪刑均衡的一般化标准 ,而法定刑攀比通过“刑”与“刑”的均衡来实现整个罪行关系的均衡 ;同时 ,刑法为更好地实现罪刑均衡需要在立法的精确性和模糊性之间寻找平衡。以这些论点为前提 ,本文考察和评价了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对罪刑均衡的立法实现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条款研究——试论类推立法

类推立法,是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近似条款规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方法,属法理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共103条,法定的罪名不到二百种,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的刑法相比,条文最少。如意大利刑法分则有408条,加拿大刑法分则是375条。简明概括是我国刑法分则的重要特点,但因此也未免有失笼统。因而难以概括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犯罪行为。同时,由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决定了任何一部刑法不可能把所有的犯罪穷尽地毫无遗漏地规定下来。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在     

刑法修改中应力求划清罪与罪界限

刑法修改中应力求划清罪与罪界限段立文一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刑事立法尤其是刑法分则立法工作中一项重要工程，也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程。如果把刑法分则主要立法任务可以概括为设定罪名、划分罪与非罪界限、划分此罪与彼罪界限和配置法定刑四大内容的话，那么，其中划...     

预备罪及其共犯比较研究

风险社会日益要求刑法前置处罚预备行为,对于单纯的预备行为、共谋行为,各国在刑法总则中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刑法分则也不断增设预备罪的独立构成要件;立法、学说和实务对预备罪的合法性、性质及其是否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存在不同观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也日益通过增设或扩大解释预备罪,实现刑法的风险规避机能,关于预备罪的共犯我国刑法具备特殊性,各国和地区的处理方案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试论类推罪名的确定

刑法中的类推,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形事责任。类推,可以分为立法类推和司法类推两种形式。一、立法类推的罪名确定立法类推是指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中作出明确规定,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方法。陈丕显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二次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作的     

刑法分则罪刑结构的立法完善

刑法分则条文的罪刑结构,是指分则条文中的犯罪行为与所对应的法定刑之间的组合和排列。分则条文是罪与刑的统一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编排罪与刑的对应关系,不仅反映立法者对犯罪行为的评定,而且直接关系到司法部门处刑的公正和平衡,因此,为各国刑法所重视。在现时,有必要对我国刑法分则的罪刑结构加以研究,以便于完善,调整立法对司法在处刑权上的制约关系,减少实际处刑的过大差异。一、关于分则条文罪刑结构的基本形式,即条文中罪与刑的基本对应形式。在这方面,国外刑法比较统一,多采用一罪一条文,单独对应一个法定刑的结构。我国刑法大多数条文也采用一罪一个法     

谈我国刑法中破坏经济秩序罪的立法演变

谈我国刑法中破坏经济秩序罪的立法演变张保芬王瑞洲李培真破坏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经济秩序，使市场经济秩序遭受严重损害的行为。我国１９７９年刑法和１９９７年刑法都在分则第三章规定了破坏经济秩序罪，只不过在１９７９年刑法中表述为“破坏...     

论罪刑结合的模式

论罪刑结合的模式西南政法大学明逊，高一飞刑法分则罪刑结构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中罪状所包含的罪行与法定刑之间的结合方式，它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对犯罪行为的评定与处理，影响定罪量刑的公正与平衡。一应采用一罪一条或一罪一款的条文模式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一条多罪、...     

论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对策——基于中国本土化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在其分则第3章第7节集中规定了7种类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然而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自身特有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尚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国际上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呼声此起彼伏。此种情况下,欲使我国刑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应首先从刑法的立法本位、立法模式以及知识产权犯罪圈的合理划定等方面去考量,并进而考查其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