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诠释

<正>一个领域的理论自觉，是对该领域的核心命题抱有实践反思的诉求，同时对这些诉求予以及时合理的回应与诠释。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演进，国内外民族发展形势的新变化和新要求，迫切需要民族理论界予以深刻反思与及时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     

我国古代贪污罪立法的考察及反思

明史可以鉴今,我国历代王朝对贪污行为之回应值得我们深究与反思,通过对历代王朝对贪污行为规制的分析、比较,结合古今立法之变,能够对我国的反贪立法与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面向公民网络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与政策性回应——基于地方官员调查数据的列举实验分析

伴随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各级政府能更加及时地回复公民的网络发帖,但政府回复的具体行为是否可以等同于政策性回应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地方官员的列举实验分析可以发现,相较于网络诉求,地方官员在进行具体回应时更愿意回应通过体制内渠道表达的诉求,但在制定政策时,地方官员对网络民意具有极高的政策性回应.因此,政策性回应与具体回应行为...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回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前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     

吸纳与嵌入: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机制创新——一个发生在东部小镇的案例启示

有效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是当前社会转型期应对社会冲突的重大现实问题。个案表明,当利益诉求主体的利益自主性日益显现,博弈能力逐渐增强,且其利益诉求不是狭隘的追求个人私利,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维权性特征时,处于瓶颈状态中的体制障碍应该毫无疑问地得以清除。体制层面的创新成为有效回应利益诉求主体利益主张的必然选择和根本之策。     

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构建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增强政府回应性。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的基本维度是从回应途径看,既要以代议民主制增进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又要通过引进参与制增进政府的回应性;从回应方式看,既要通过电子化政府建设改进政府回应的应答系统,又要转变政府资源整合方式变革政府回应的行动方式;从回应流程设计看,在公众与政府互动中实现政府回应由公众到政府、再由政府到公众的循环,并将前馈控制与反馈控制控制结合起来。     

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现实困境及法理破解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和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美国政治的极化之势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间愈演愈烈的政治博弈。他们之间的战争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极化下的意气之争、府会之争、两党之争所表征的政治僵局,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政治极化之势。美国政治极化危机加剧的原因,不仅在于民主程序无法对阶层分裂的政治诉求作出体制性改革回应,也在于建制派主流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后的道德权威祛魅和衰微之苦。     

突发政务舆情的精准回应

<正>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政府施政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突发事件多发频发,做好突发事件政务舆情回应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迫切要求。面对突发政务舆情,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工作理念不适应、工作机制不完善、舆情回应不到位、回应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一些涉事单位持标准的"鸵鸟心态",对突发事件不愿回应、不敢回应、不会回应,一厢情愿地认为舆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平息。其实,这     

当今罪刑法定主义语境下刑事习惯法之命运:解构抑或建构

在当今罪刑法定主义强势话语权的背景下,刑事习惯法是被绝对排除适用的,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法学界都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之当然命运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回应。因此,只有以少数民族地区之刑事习惯法为视域,探索其在当地民族地区之实然解决纠纷之作用,引出法与法律、国家法与民间法、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三大范畴,才能客观揭示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之关系,进而揭示刑事习惯法之立法和司法命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导向与实践要求

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源头活水，是理解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重要的方法论指南。具体而言，“中国之问”的实质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自信；“人民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朝着更为实质的方向前进；“世界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深入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应这一问题必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之问”的实质是“如何深入推进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回应这一问题必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中国贡献。     

政府回应性：作为日常治理的“全回应”模式——基于LDA主题建模的地方政务服务“接诉即办”实证分析

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全量回应市民诉求正在成为我国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新形态。“全回应”模式具备即时全量回应、全部门回应、全层级参与等核心特征，因而政府回应性研究应从关注“回应与否”转向“回应质量”。信息技术赋能之下，接诉平台会汇集的公众诉求数量大、议题领域宽、行政层级跨越广、情绪指征鲜明、诉求表达充分度高，催生出新型政府回应模式及特征。本研究利用政策信息学主题建模方法细化诉求分析粒度，针对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多平台诉求类数据，考察政府回应效率、回应方式、回应详实程度等维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诉求主题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诉求来源、行政层级、诉求主题类型等因素皆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相比之下，诉求的情绪呈现与诉求长度对政府回应的影响较弱。     

规训与惩罚的展示场——身体政治视阈下的髪

古代华夏民族全民蓄髪,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文化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将其纳入专门领域予以全面、深入探究。现今,面对重塑中华文化自觉、自信的如荼之势,将髪文化及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进行再挖掘,无疑是对该潮流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引入身体哲学、身体政治学的视角,对髪所牵涉的诸如"髪与身体观"、"髪与刑(惩罚)"、"髪与礼(规训)"等论题的分析,则构成此回应的重要途径。     

政府回应性框架下的网络问政及治理思路

政府回应性框架将政府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政府回应放在政治、行政、经济与技术等环境中去审视。把网络问政嵌入政府回应性框架之下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行政生态环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明确了网络问政在影响政府回应因素中的位置,表明了网络问政对政府的回应性的挑战,为政府如何应对网络回应提供了思路。网络问政建设要注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善。宏观层面,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管理;微观层面,要对网络舆情监测分析及妥善应对,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回应方式虚拟同现实相结合,回应制度化与常态化。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代发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也谈责任政府的回应性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参与政治和提高政府回应的呼声越来越高,提高政府的回应性已成为大势所趋。做好责任政府的回应性工作,就要在深刻了解责任政府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积极采取务实的措施,改进政府工作,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职能,唤起民众的参与意识。     

回应型司法理念的践行者

正回应型司法,是司法发挥能动作用以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审判工作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法社会学的观点,结合中国国情,简言之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群众司法需求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司法机关如何与群众的司法关切与需求充分对接、体现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更好地为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保     

当代中国政府回应过程:动力与特征

政府回应既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行为过程。在政治系统论看来,政府回应是政府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因此,当代中国政府回应的环境对政府回应过程有重要影响,政治文化传统、市场化改革、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既给政府回应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政府回应过程的动力和基本特征。